“我很高兴您愿意来华沙大学任教，”回程的帕德雷夫斯基接到了罗莎的电话，她决定接受邀请，去华沙大学担任经济学院院长，“学校方面的事情我会和教育大臣商量解决。你的党派也要迁到华沙？可以可以，具体问题等您来了华沙我们再细谈。”

    放下电话，帕德雷夫斯基长舒了一口气，只要罗莎同意来做院长，一切就好办了。

    而罗莎此时正忙着和党内的同志开会。大家就罗莎正式组建政党、参与到波兰的议会政治中的想法表达了各式各样的见解。

    “不过是卑劣的技俩罢了，想把我们拉到议会里，再许诺我们些什么，让我们背叛革命，这在过去已经做过无数次了，我们还要再犯一次错吗？”社民党的元老马尔赫列夫斯基对联邦首相的拉拢嗤之以鼻。

    “但现在也不是革命的时机啊，罗莎同志说得对，利沃夫同意参加革命的军人只有不到100个，”克拉拉把椅子移到了火旁，好让自己暖和一点，“这些人连组成一个连都不够，更不要说同十几万联邦军队作战了。我还是认为现在的重点是宣传思想，加强教育，只要民众的素质提高了，革命自然会爆发。”

    “这等于把政权拱手让给敌人了，”党的创始人之一瓦尔斯基愤怒地拍打着窗沿，“这不可能，我反对暂停革命！如果我们选择革命，就应该坚持它直到胜利，或者我们的死亡。如果党要放弃革命，我第一个不同意！”

    “我们在德国发动了那么多次起义，不仅是德国，还有英国、法国、意大利，有哪一次真的成功了，”克拉拉争辩道，“我们流了那么多血、失去了那么多同志，换来的是帝国更加强烈的镇压。工人和农民不了解我们的思想，他们并没有参与到革命中来，甚至会帮着敌人对付我们，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径不能称为革命，这只是和无政府主义一样的暴动罢了。”

    三人争吵了一阵，谁也说服不了谁，只能把目光投向坐在书桌旁的罗莎。她今天把头发盘了起来，虽然只有四十出头，但罗莎的头发已经白了近一半，脸上也布满了沧桑。多年颠沛流离的革命生活在她身上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她是如此高大，以至于大多数人都忘记了她只是个体弱多病，甚至还坡脚的弱女子。

    “我想，有一点我们是能达成共识的，无论我们是现在发动革命，还是未来发动革命，一定是广大人民的革命，它需要最广大的人民参与进来，而不是某一个党，或某一个人的革命。”

    看着自己的同志们纷纷点头同意，罗莎继续说道：“现在，我们的革命并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这和我们的理念是矛盾的，甚至是相悖的。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克拉拉所说的，民众们没有接受过关于革命的知识，他们在政府的蒙骗下把我们的革命等同成了和过去一样的军事政变，甚至是暴动。”

    “来利沃夫的几年里，我在工厂发表演讲，在造船厂和工人对话，甚至去军营里和士兵们交流，”罗莎站了起来，正如她在废弃工厂演讲的那晚一样，她又变成了一个充满力量的演讲者，“我为他们描绘了一幅美好的画卷，但他们在乎的是什么？是今晚的面包，是明天的牛奶。从上个世纪开始，我们一直犯着这样的错误，我们口口声声说要为工人们革命，可当他们向我们要面包、牛奶和香肠的时候，我们给过他们什么？一个虚无缥缈的未来，一张空头支票而已！”

    “试图用这样的理论将他们绑架到革命上，我们和那些帝国政府又有什么区别呢？我是支持革命、支持斗争的，”罗莎停在了她的三位同志身边，看着在炉子里燃烧的火焰，“但革命就像这炉子的火焰一样，没有煤，没有木炭，就永远也烧不起来。我现在要去做的，不是烧起火焰，而是储备木炭和煤矿，并撒下火种，我确信，最多二十年，帝国之间就会爆发出前所未有的战争，那才是点燃这炉子的火星，当火星烧到我们预备好的木炭上时，革命就会水到渠成。”

    罗莎的话让马尔赫列夫斯基和瓦尔斯基都沉默了，他们思考着罗莎的话，开始审视自己过去对革命的态度。

    “我和克拉拉所设想的，是先在思想界刮起一场革命。当这股革命的思想传播整个欧陆大地的时候，我相信，不论是英国的水手还是法国的士兵，不论是德国的工人还是俄国的农民，大家都会在同一面旗帜，同一个信仰下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罗莎沉默，她要表达出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的同志们，革命不是逞强，任何牺牲都应该有价值。现在帝国们的势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我们就不该与之正面抗衡，广开民智、打入群众，这就是我对党下一步工作的想法。”

    罗莎的讲话结束后，几位党的负责人并没有立刻给出回应，他们需要思考。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革命如同一道思想钢印打入了他们的大脑。甚至在一些党派里，革命成为了一种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如果有人反对武装革命，就被视为党的叛徒被驱逐出党。直到20世纪以来，一次又一次革命的失败，一个又一个生命的逝去，才让他们重新思考起了革命的意义。

    罗莎或许对的，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暴力上的革命，在过去，启蒙运动孕育了今天的民主共和；那么在现在，罗莎所设想的这场思想革命会不会在未来引发一场真正的工人革命？

    “我想，我能理解您的想法，这是另一种革命，罗莎同志，”马尔赫列夫斯基面色缓和了一些，“所以我更不能同意放弃革命，我认为工农革命是必然的，是历史的大势。我们不应该因为一两次的失败，就否定它、放弃它，您觉得呢？”

    “我同意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的意见，”见马尔赫列夫斯基如此说，瓦尔斯基立刻表示了赞同，“卢森堡同志，如果您不是一位久经考验的社民党人，我一定认为您是害怕了，是要背叛革命了！思想上的革命与社会上的革命绝不冲突，甚至是互补的！我也反对停止社会革命，我认为应该，更加激烈地，更加频繁地发动革命，冲击脆弱的波兰政府，在它最薄弱的时候，彻底地打倒它！”

    见党内的意见无法统一，克拉拉只好出来打圆场：“大家对下一步该怎么革命的意见分歧很大，我想，既然如此，不如召开党的全体会议讨论一下，当下，我们可以先讨论是否将党的办公室搬到华沙，以及是否办一个新的刊物？”

    “蔡特金同志，这是原则问题，我同意召开全体会议来讨论，关于眼下的问题，”瓦尔斯基思考了片刻，“罗莎已经答应就任华沙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职位，我们要创办的刊物就不该只面对工人，也应该面向学生。他们有活力、有思想、有知识，更重要的是对革命抱有热情。我认为刊物要有大量面向年轻人的内容。”

    瓦尔斯基的建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大家认为，这个新刊物的名称应该加入一些青年的元素，以吸引大学生阅读。

    “把党的办公机关搬到华沙去，我认为没有问题，瓦尔斯基同志应当也是这么想的，”马尔赫列夫斯基看到瓦尔斯基点头，继续道，“华沙更大，工人也更多，更有利于我们开展工作，但是这件事，还有是否注册建党的事情，还要经过党的全体会议讨论，罗莎同志要去华沙大学任职，可以先观察一下，等她回来了，我们再做决定。”

    “好吧，过几天我先去一趟华沙，看一看那里的情况，”谈了一上午，大家总算达成了一些共识，罗莎在最后总结道，“我去华沙的日子，利沃夫这边，马尔赫列夫斯基同志先盯着吧。”

    几人又商讨了些细节后，便各自回去筹备了。

    “如果真的要注册政党，以后就要走入政治的漩涡中了，”站在门口，罗莎对克拉拉说，“曾经我们和这些政客、文人们没打过什么交道，以后恐怕要天天见面了。”

    “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斗争，和命运斗争，和他人斗争，也和自己斗争，”克拉拉微笑着回应她，“倒是刊物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吗？”

    “即便成立了政党，我也不觉得当局会让我们畅所欲言，”罗莎并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她关注现实胜过幻想，“如果不能发行，思想革命就无从谈起了，一开始的文章也可以先委婉一点，也可以接收一些其它方向的稿子，先把刊物办起来，等有了一定影响力，再集中做思想宣传。”

    在罗莎的计划里，刊物不应该一上来就针砭时弊，应该先详细阐述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和思想，宣传工人的贡献，让工人和学生们意识到现在社会的问题，而不是把它当作一个鼓吹革命的大喇叭。

    这就需要大量的作家，甚至是非社会民主党的作家。只要他的思想是先进的，在体制上是支持共和的，那么现在就可以为刊物撰写稿件。循序渐进一段时间后，刊物和党派就可以同时推进革命，等待机会引爆它。

    “罗莎，我认为你太谨慎了，如果你能拉到两位大人物给你的刊物写作，就算你在封面上写‘打倒国王’，当局也绝不敢封禁你的刊物的。”克拉拉笑着打趣罗莎的谨慎。

    “哪两位？”听到克拉拉这么说，罗莎都不禁好奇起来是那两位有这么大的力量。

    “玛丽·居里女士和亨利克·显克微支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