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说说岳麓山下埋骨的中国同盟会革命党人。

    刘道一（1884—1906），湖南湘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少年时期喜欢阅读进步书籍，1903年受革命潮流影响，加入华兴会。1904年赴日本留学，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6年，刘道一受黄兴委任为萍浏醴起义领导人。到达长沙后，刘道一将核心同志召到水陆洲船上秘密开会，商定了起义的具体计划。不幸的是，刘道一因在长沙、衡山等地运动新军、筹集军火，引起清政府注意，在从衡山返长沙途中被清军逮捕。面对严刑拷问，刘道一怒斥道：“士可杀，不可辱，死即死耳！”在狱中写下：“天地方兴三字狱，但期吾道不终孤。舍身此日吾何惜，救世中天志已虚”的诗句。1906年12月31日，刘道一在长沙浏阳门外从容就义，年仅22岁。

    刘道一牺牲后，孙中山题写悼诗：半壁东南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黄兴题写悼诗：英雄无命哭刘郎，惨澹中原侠骨香。我未吞胡恢汉业，君先悬首看吴荒。啾啾赤子天何意？猎猎黄旗日有光。眼底人才思国士，万方多难立苍茫！

    陈天华（1875至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湖南新化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著有《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华兴会、中国同盟会创始人之一。1905年冬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于12月8日愤而在东京大森海湾，留《绝命书》万余言，勉励同学“坚韧奉公，力学爱国”。

    姚宏业（1886至1906），字剑生，湖南益阳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并于日本神田之青年会组织路矿学校，首倡保护路矿主权。曾参加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发《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的斗争，后回国创办中国公学，因遭官绅阻扼，于1906年3月悲愤投黄浦江而死。1906年5月23日由禹之谟等发动长沙民众公葬二烈士于岳麓山。

    陈天华和姚宏业墓于1993年4月被公布为HUN省文物保护单位。该墓作为岳麓山辛亥革命志士墓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陈天华、姚宏业生平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史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感想，“中国同盟会”是否和一战二战中的“同盟国”、“协约国”概念有相似之处？文化上讲，同盟国指的是德意日，协约国一半是英法联军和当导致一系列条件触发（例如比利时、瑞士的中立地位被破坏时）时候会一起战争的互相具有约定协议的结果。“中国同盟会”的命名已经不可考，但他们揭竿而起和为民请命的状态与一战前后世界各国，例如苏俄十月革命、墨西哥政变、西班牙叛军等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洪流融为一体。

    蒋翊武（1884年12月21日—1913年9月9日），湖南澧州（今澧县）人辛亥革命前夕曾任武汉文学社社长，主办《大江报》等报刊。1913年，蒋翊武在广西进行反对袁世凯的活动时，被亲袁的广西军阀逮捕并杀害。蒋翊武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被孙中山誉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1903年，他进入澧州高等小学堂（今澧县第一中学），第二年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师范学堂。这时，革命思潮已在湘西北流行，蒋翊武阅读了清政府查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黄帝魂》等书，接受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思想。有一次，一个清朝官员来学校训话，告诫学生不可学洪、杨（洪秀全、杨秀清），而要学曾左（曾国藩、左宗棠）。血气方刚的蒋翊武当众站起反驳说：“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的？”他的话，使清朝官员张口结舌，却赢得了同学的敬重。1913年8月29日，蒋翊武南行至广西全州所属兴安县唐家冲，为驻军统领秦步衢的部下所捕，由全州押解至桂林。秦电告广西都督陆荣廷，陆致电袁世凯和黎元洪促袁速杀蒋以绝后患。9月1日，翊武被押至桂林。在狱中，翊武历数袁世凯罪恶，并作遗书数千言，先传至黄贞元，再传至其夫人。9月9日4时，翊武被押至丽泽门外刑场，着绸衫裤，向围观群众讲演革命大义，坐红毯从容就义，时年28岁。1916年，归葬长沙岳麓山。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桂林，专程来到丽泽门外凭吊蒋翊武，下令修建纪念碑，并亲笔题写了“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

    覃振（1884/1885-1947），HUN省桃源县人。1902年入县漳江书院。1903年肄业常德府中学堂。1904年春，参加华兴会，留学东京弘文学院。1905年参加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1906年参与公葬陈天华、姚洪业于长沙岳麓山；嗣又策应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亡日本。1908年，奉命回国策划革命，被捕。在狱中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9月，获释。任湘桂联军督战官，率师援鄂。后任湖北军政府秘书。宋教仁被刺后，他与蒋翊武返湘谋划讨袁。事败，东走日本。1914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任湖南支部长。次年回湘，从事反袁驱汤（芗铭）活动。1916年组织正谊社，自任副社长，推动中华革命党在湘各项工作。1917年参加护法运动，曾任湖南检阅使、总统府参议兼法制委员。1924年，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并主持汉口执行部，指导湘鄂党务。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他任特别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32年被选为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1943年任国民政府委员。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他不满蒋氏所为。1947年4月18日，逝世于上海。

    岳麓山上的这些革命党人墓，熠熠生辉，被中国近代史所铭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在民国时期所著的一篇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提到了他们。我想这指的就是岳麓书院上埋骨的各位将士。他们甚至隶属不同的党派，在1920年代，他们牺牲的原因也来自各方，例如就义、投江、被执政党杀害、被暗算和害死，等等。鲁迅先生又说：“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这个问题回答得清楚，但也悲愤而令人动容，革命党人的死，换来了中国人没有失掉自信力一句轻飘飘的评论。彼唯有见于近而无见于远，有察于寡而无察于多，肉食者鄙，，端推此辈。（严复《救亡决论》）。

    南宋绍兴诗人陆游有一首《病起书怀》全文为：“病骨支离纱帽宽，孤臣万里客江干。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天地神灵扶庙社，京华父老望和銮。出师一表通今古，夜半挑灯更细看。”

    军阀混战时期并不美好。距离那个可以随意杀人的年代只过去了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