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岗起义是在广州。一战结束前。

    “1910年11月孙中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决定再次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黄兴担任总指挥，在越华路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总指挥部。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130余名敢死队员直扑两广总督署，发动了中国同盟会的第十次武装起义广州起义。敢死队突入总督署，总督张鸣岐逃走，起义军焚毁总督署后，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派来弹压起义的北洋军短兵相接。起义军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不幸失败。

    起义失败后，黄兴负伤撤回香港，喻培伦、方声洞、林觉民等革命志士牺牲，牺牲的中国同盟会会员有名可考者八十六人，其中七十二人的遗体由潘达微寻获安葬于广州红花岗。潘达微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次起义因此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庇能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会议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计划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500（后增至800）组成“先锋”（敢死队），首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BJ。

    中国同盟会吸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起义发动前进行了认真细致的准备，筹款购械、组织联络都有专人负责。为了更好地领导起义，1911年1月中国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调度处、储备课、交通课、秘书课、编辑课、出纳课、总务课、调查课，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革命党决心把这次起义组织好。

    统筹部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开始活动。4月8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决定发难日期定在4月13日，分10路进攻，黄兴为总司令，赵声为副。“先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但是，就在统筹部开会这一天，发生了中国同盟会会员温生才暗杀署理广州将军孚琦事件，广州戒严。加上美洲的款项和由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到，因此，发难日期不得不推迟。

    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当时，广州革命党人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人临时决定起义延缓一日，定在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将原定十路进军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一路攻总督衙门；姚雨平率军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接新军和防营入城；陈炯明带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带队守南大门。但胡毅生、陈炯明等认为清军已有防范，提议改期。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500枝以上。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按期发难。”

    “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先锋”120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督署卫兵进行顽抗，革命军枪弹齐发，击毙卫队管带，冲入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逃往水师提督衙门。黄兴等找不到张鸣歧，便放火焚烧督署衙门，然后冲杀出来，正碰上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被敌人一枪击中，当场牺牲。刘元栋、林尹发等5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40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南大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投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盟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射击。后因敌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害。”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期发难外，其余各路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先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不出。这样，起义成为黄兴一路的孤军作战。

    起义不幸失败后，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不顾清朝当局禁令，以《平民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5月3日，组织了一百多人（收尸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因而也称为黄花岗起义。1932年，查得此次死难烈士陈文友等姓名共86人。由于习惯，人们仍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