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对象就是当时的欧洲封建制度与天主教派，直接得罪了欧洲各国的阶级利益，特别是《人权宣言》与《拿破仑法典》的政治宣传成为了革命的核心，打击范围过大就使得欧洲各国的敏感神经紧张感，会影响到欧洲国人的意识形态之走向，会颠覆过去式的政治制度设计安排，也会使得国人觉醒后威胁到地主阶级的“资源”分配。

    法国革命的彻底性让近代化或势力进程在世界舞台上更进一步的飞跃，使得欧洲旧势力间接地感觉到原有的旧思想体系与控制国民的人身依附关系面临着崩溃的地步，也造成国民权利得到提高，反而就会对原有的政教合一之政体就会变成过去式，这种进步思潮形成强大的激进主义阵营，最终结果让法兰西国王走上断头台的历史事件更让欧洲旧势力之恐惧感加强。这种又有思想上与教育上的进步，让欧洲的知识分子们或普通人都对人权、自由、平等等问题产生了更深刻的认识。

    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地主阶级，不一定阻止近代化的发展。

    从世界范围来看，在社会转型期间，对先发工业国、后发工业国和未工业化的农业国中地主阶级的角色有一个统一刻板印象很难说是正确的

    一个粗浅的结论是：封建制度未受触动的后发工业国家中，地主阶级会同时阻碍工业化和民主化；封建制度发生了改革的后发工业国家中，地主阶级会促进工业化同时阻碍民主化；封建制度被废除的国家中，地主阶级既不会阻碍民主化，又不会阻碍工业化；在社会转型国家中（无论在苏联抑或是魏玛德国），阻碍工业化和民主化的并不是地主阶级，而是在各种形式的土改中诞生的中农和富农

    而就农业领域的生产发展而言，一个亲自参与土地经营和管理的地主阶级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往往是有利的（比如普鲁士），而一个依靠收取捐税或租金来获取土地的价值（并且并非把土地出租给资本主义化的租地农场主）的地主阶级会阻碍农业生产的发展（俄国地主在这点上恰好与普鲁士的地主构成了绝妙的对照）

    先下个定义，地主指拥有大片土地并且需要额外的人力进行耕作的土地拥有者，租地农场主、粗放模式下的机械化农场主都不属于地主，但废除了封建制度后依旧保留了土地所有权者依旧属于地主

    按照传统思维，地主在经济上会挤占工业化和现代化所需要的资源，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会阻碍任何试图打破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改革。

    问题是，英国乡绅扮演的角色恰好相反。法国贵族也绝非一个简单的和资产阶级对立的形象，实际上启蒙精神并未把贵族遗漏在外。法国贵族守护的，恰恰不是自己掌握的经济上的特权或者社会的合理化改革

    “地主也可以投资实业转型为资本家”，这种只是近代英国的一个特殊情况罢了

    英国的地主则没有他想得那么好，实际上租地农场主才是农业生产力提高的主要推动者

    显然，如果仅就工业化（生产力）这一点而言，地主至少有三种形式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一是农产品的高度商品化，尤其是以出口为导向的商品化农业，典例就是美国南方的种植园主。

    二是“钢铁-黑麦”同盟，即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压制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诉求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典例是德国的容克贵族和日本的地主

    三是并不排斥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明地主，典例是英国和法国

    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并不包括地主阶级和现代化敌对的观点

    先说第一种见解。有些人这样对我们说，大地产是先进的资本主义类型。没收这种地产，分割这种地产，是一种反动的措施，是退向小经济的步骤。社会民主党人是不能赞成这种措施的。

    这种见解在我看来是不正确的。

    我们应当考虑到当代农民运动的总的和最终的结果，而不应当把农民运动淹没在一些具体情况和细节之中。整个说来，俄国现今的地主经济主要是靠农奴式奴役制，而不是靠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维持。谁否认这点，谁就不能解释俄国现在的广泛而深刻的革命的农民运动。从前我们在提出归还割地要求时所犯的错误，就在于对农民中这个民主主义的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运动的广度和深度估计不足。现在革命已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再来坚持这种错误就是不明智了。对发展资本主义来说，没收全部地主土地所能提供的益处，要比分割资本主义大经济所带来的害处大得不可计量。分割土地消灭不了资本主义，也不会把它拉向后退，而会极大地为它的（资本主义的）新的发展扫净、平整、扩大和巩固基地。我们一向认为，限制农民运动的规模决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干的事，而现在，拒绝没收全部地主土地的要求，就会成为对已经形成了的社会运动的规模的明显的限制。

    列宁对地主角色的认知就不局限于一种刻板印象——列宁指出了俄国地主在农业生产中的落后之处在于其并没有参与到资本主义生产中去，正是这样一种不完全的控制模式导致了普遍的农民运动，通过或是剥夺地主或是剥夺农民的改革才能维持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反而认为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贵族于政治上落败后后者就会在不经历土改的情况下资产阶级化

    随着1830年的革命，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这个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宣告结束。1830年革命使资产阶级成为居室的绝对主宰。贵族最终被击败了，不仅如此。它最终完全资产阶级化了，它的所有的经济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再也分不开了。从前彼此敌对的两个阶级的成员化干戈为玉帛，联合成友好的同盟，以便通过投机和金融诈骗来剥削工人阶级，达到发财致富的目的

    ——拉法格，法国阶级斗争

    拿破仑失败后，波旁王朝随着路易十八回到法国，他们的政权在旧时贵族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协妥关系。毫无疑问，主要的是为了保持大革命和帝国所形成的经济制度、社会和政治制度原封不动。他们知道，恢复封建制度和大地主的特权已经不复可能，也不可能再使君主专制政体复活，君主专制政体是以维持那些保证封建特权的经济和社会制度为自己的生存条件的。

    但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对下面两个基本问题的看法却是一致而可以彼此妥协的：其一，排斥人民群众使其不得参加政治生活；其二，通过关税政策，实施一种既能满足大地主又能满足一部分工场主的经济政策。

    ——法国工人运动史

    简单地说：

    一个废除了封建制度后遗留下来的地主阶级将会在合适的时候促进工业化和民主的稳健发展（英国，法国）

    一个被国家控制但又掌握着权力的地主阶级将会推动快速工业化和专制统治（德国、俄国）

    一个被完全摧毁的地主阶级将会推动快速工业化并让政治在原有的轨道上快速发展（美国，苏联，中国）

    一个经济上衰落、政治上顽固的地主阶级将会导致“希儿”主义（魏玛德国，日本）

    一个封闭的地主阶级将会阻碍工业化和民主的发展（拉美，印度）

    普鲁士

    和中国或者法国不同的是，普鲁士的容克地主虽然同样有着对地方的绝对控制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贵族阶级拥有特权，而是他们依附于国家政权领导地方。普鲁士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官僚机构，这一机构没有法国旧制度的卖官制，也没有旧制度下庞杂的、职能不分的各类机构，而是（以当时的标准而言）拥有一支相当简洁和高效的官员队伍。固然容克地主在这一官僚机构中担任官职，但这些官职并不是世袭的，也不存在法国高等法院那样由容克组成的享有独立于君主的地位的机构，反而官员被严密地监控着，君主可以随时撤换他认为不再称职的官员。容克支配的等级会议的权力则在普鲁士的军事官僚政府建立的过程中被挤兑，因此容克除非依附于国家，否则就无法拥有类似于晚晴乡绅那样的对地方的控制权

    但哈登贝格也是贵族地主们的眼中钉，他甚至不经审判就把贵族地主中的几个头面人物关进史班道要塞。但他们却宁可容忍他，因为他的作风开明并且懂得如何处理他们的事务

    因此普鲁士的地主虽然并不情愿，但无力阻挡1807-1814年期间的改革以及农奴的解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封建制度的结束，领主与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异在很多方面反而被加强了。这一改革绝对没有创建一个强大的中农或富农阶层，因为解放的农奴被迫把自己原有份地中的三分之一到过半留给地主，因此他们无法独自谋生，被迫以另一种方式依附于容克地主

    从解放农奴的观点看来，十月敕令仅仅拙劣地模仿了英国、意大利、荷兰、瑞士、丹麦等国以及德国内部的奥地利、什列斯威—霍尔斯坦和巴登诸邦的法令而已。它尤其无法与大不相同的法国革命立法相比。这种缩手缩脚地开始的农民解放，对贵族地主来说，与其说不利，还不如说有利。近代的一位历史家说得不错，这一敕令把农民推入历来最危险的境地。农民不大行使他们的个人迁徙自由权，相反地，贵族地主现在倒可以把他们从他们所耕种的小块土地上赶走，把这块土地收回作骑士地产。这个敕令把依附土地上的农民变成了一无所有的短工

    这可见于1811年9月14日颁布的“调整”敕令，据说这项敕令是要调整地主和农民间的关系。但敕令丝毫没有触及骑士庄园的政治特权，它虽然在处理农民土地关系方面勉强向农民稍微作了一些诺言，但其目的不是别的，只是为了发动农民去抗击法国人。而一旦敌人已被赶出国境，立即在1816年5月29日以“公告”1811年的调整法令为名，颁布了一百二十一条，对农民的欺压更加变本加厉。根据这些条款，那些没有牛马供徭役的农民（也就是农民的大部分）都只能毫无权利和保障，听任贵族地主役使，而少数有牛马供徭役的农民可以在牺牲大量货币和大量耕地的条件下赎取他们的祖先作为自由人时所耕种过的一部分土地。因此，还有必要进行1844年的革命，以最终扫除一切封建特权。事实上，普鲁士的农民运动一直到1865年才结束，这一运动历经了两个世代，才争取到法国大革命在一夜之间就已经争取到的东西，区区成就，无法与法国相比。贵族地主靠1811年调整法令和1816年公告所获得的极其优厚的巨利就足以充分说明：他们对法令制定者的自由主义罪过为什么要抱某种程度的宽容态度。

    但是，因为容克地主通过农奴制改革获得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庞大的土地，因此容克地主开始愿意对土地进行更高的投资，改革生产技术，以提高土地的单位产量。其结果是在19世纪中叶普鲁士出现了农业繁荣，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又因为俾斯麦在这段时期采取的笼络民族主义的王朝战争政策，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对内压迫、对外扩张与发展工农业上取得了共识，结成了“钢铁-黑麦”同盟。直到德意志第二帝国走入一战，这一同盟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有效的。容克在经济上的衰落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反而导致他们更加需要和资产阶级结盟，这一渴望最终在魏玛德国末期促成了资产阶级-中农与小地主-容克之间的同盟，导致了“希儿”主义的到来

    总之，普鲁士的容克地主无论在工业还是在农业领域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德意志政治上的畸形为代价的，最终诱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

    在19世纪30年代，北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正是依赖于南方的棉花种植园，而不是相反。棉花在北方制造业的产品中，直到南北战争爆发前依旧位居第二。同时北方向南方提供运输、保险、营销等各方面的服务。因此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关系在南北战争前并不是那么水火不容，特别是在英国的竞争面前

    对劳动力的渴望同样不是南北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北方在南北战争前批准了前往西部的美国人免费获取土地的法令，一反30年代担忧劳动力向西流失的姿态。南方的黑人虽然从种植园中解放出来了，但绝大部分人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都没有得到工业资本家的雇佣。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北方的资本家是希望从解放黑人中获得更多的劳动力。反而，能在西部建立家庭农场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北方无产阶级的宽慰，让他们拥有了在工厂中工作之外的一个选择（尽管因为举家搬迁的耗费和西部拓荒的危险，这一具有诱惑力的选择实际上并没有真的吸引走大量有用的劳动力）

    在南部的种植园主与白人自耕农、西部的自由农场主和北方的工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的更根本的冲突并不蕴含在经济利益的直接冲突中，而是在文化（从笼统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和社会结构之中。没有面临无产阶级运动的北方并没有和南方结盟以压制工人和黑人奴隶的共同利益，因此让西部和北部更崇尚自由、民主、机会平等的价值观同南方日益泛滥的贵族化的、罗曼蒂克的、家族的风尚之间的冲突浮于表面。这种冲突最终落到了联邦政府将作为怎样一个美国的维护者这个问题上，特别是在南方和北方对新的州的争夺日益激烈，以及南方对奴隶起义的恐慌逐渐加强之际。这种对于联邦的未来的争夺，最终导致南方和北方在缺乏结盟基础的情况下妥协的空间越来越小

    这样的革命动力让南北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最后一次资本主义革命。这次革命的激进程度也是最小的，因为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畏惧解放黑人成为自己竞争对手的可能。在南北战争后激进派进驻南方强行推行改革，但所有触动财产权的要求都被否决（例如给每个被解放的黑人分配一定土地）。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的力量上升后，北方迅速抛弃了黑人，转而同南方的前种植园主结盟。最终白人无产阶级也以黑人的牺牲为代价进入了福特主义时代，南北战争中受到解放者成了最先被抛弃者

    英国

    英国圈地地主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结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家族圈子中很难判断某一个人是如何发家、如何衰落的

    这句话很大程度上是正确的，在18世纪前试图把乡绅和资产阶级区分开来是徒劳无功的。都铎王朝的和平政策、羊毛贸易的持续繁荣和王室有意的鼓励让英国土地贵族主动地走上了农产品商业化的道路。因为乡绅对地方的控制权，牧羊的圈地运动最终成为了中央集权的负面因素而不是促进因素。但在英国革命前，圈地的主力也包括结束了共同耕作、共享耕地的自耕农，他们把共同放牧地、废物堆积地甚至地主的边缘土地都占为己用

    有趣的是，尽管被王室在英国革命前实行的“（对农民）释放善意”政策激怒的是土地贵族，克伦威尔麾下其实有为数不少的自耕农，但最终英国革命的结果是自耕农的被消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也提及了这一现象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被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

    这首先是因为清教徒革命并不包含改变土地所有权的诉求。其结果是大块土地相对于家庭农场的优势很快体现出来，自耕农缺乏革新生产技术所需的资金，导致单位土地的利润不如大地产。同时，英国的乡绅在地方上有着传统的支配权，并且其显然不是议会的敌人，如果说不是议会的操纵者的话。因此在圈地的进程中乡绅始终掌握着支配权，能够把大批公地吞并，这又损害了自耕农的利益，导致其中很多人被迫退出农村。英国的复辟时期实际就是自己的诉求得到了满足的上层地主阶级和王室的妥协，革命的意义落在了国王单独统治的权力被排除

    不过，英国地主阶级并不是实际经营生产的主体。多数地主把相当一部分土地都出租给了承租人，这些承租人按照完全资本主义化的模式经营土地。是他们，而不是所谓的“进步地主”，推动了土地的资本化和农业的发展。英国的大地主并没有特别反对《谷物法》，因为操心谷物价格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在《谷物法》被废除后农业因技术进步反而更加繁荣了（自由党的领袖同样是贵族这一点也是不可忽略的）

    但英国贵族在另一面上显示出其进步意义，就是作为议会民主制度的捍卫者和掌控者。相比于容克或是法国贵族，英国贵族并没有借助政治力量维护自己的地位，或者抱团反对国家的想法，而是投入到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中，分享着维多利亚时代的普遍进步。在上层占核心的价值取向并不是出身而是金钱

    相应地，英国的资产阶级也表现出了贵族化。土地对于英国的上层来说意义比法国更重要，拥有一块地产是政治权力的基础和地位的象征，直到20世纪后一点依旧成立。英国的工商业精英始终在向贵族学习。最终形成的上层政治团体，并不见得在他们从事的行业上互为伙伴，但在外表上很难被互相区分出来

    印度

    很难说印度工业化迟滞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种姓制度在乡村中扮演着稳定剂的角色，低种姓在宗教的灌输下自愿接受不公的命运，受人摆布，承担某一社会角色，并对反抗的念头敬而远之。同时独立的印度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农村社会没有被改变，低生产率的农业无法提升农产品商品化率，因此也无法给工业化提供需要的资源。地主和高利贷者则攫取了农村所有的剩余，并将其投资于农业而不是工业

    毫无疑问，在英占印度期间，地主扮演着负面的角色。在印度大起义以后，无论是没有站到反抗英国人一边的柴明达尔，还是被剥夺了间接征税权力的莱特瓦尔和解地区，出现了同样的寄生性地主兴起的趋势。旧精英阶层、新贵和多数农民无论是在文化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敌视现代化，这导致农民和资产阶级调和后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性质同样非常暧昧，这常常带有向后看的因素

    总的来说，印度的情况非常复杂。种姓制度并不见得能阻碍经济利益的驱动，在印度的社会发展计划建造了灌溉工程后，很多村庄顶着种姓制的偏见开始种植甘蔗。在海得拉巴，上层土邦精英试图独立并和印度发生冲突之际，共产党人利用权力的真空发展起了农村苏维埃，进行了短暂的彻底土改。时至今日印共也是少数依旧在斗争中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党派

    俄国

    俄国的土地贵族实际上异常虚弱。农奴制并不是一贯有之的，而是依赖于帝俄政府才建立起来的。通过终身服役的农奴，加入军队的贵族和驯服的农奴经济，沙俄在军事上一度有过辉煌时期。但农奴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进步，沙俄农业的进步依靠的反而是农业中的资本主义部分，并且受到劣质的公路和发展缓慢的铁路的限制。这最终让沙皇下定决心进行农奴改革，效仿西欧开展工业化

    在这一过程中土地贵族扮演的几乎都是被动的角色。沙俄的贵族主体是一个相当新的群体，过去独立性强的旧贵族在专制统治发展的过程中要么被驯服，要么被削弱。新的贵族都是在沙皇的官僚体制中受赏识者，而且他们一度必须终身服役，即使在这项法令取消后，绝大多数贵族因为经济上的贫困也不得不在沙皇政府中担任官职或者成为军官。农奴经济的停滞让贵族很难过上体面的生活，因此多数贵族把负债看做是习以为常。贵族的自治机构几乎完全屈从于沙皇政府，独立的贵族文化仅在贵族终身服役的法令取消后才有所发展。作为沙俄的统治集团，土地贵族并无主动权，最多对沙皇的政令进行消极抵抗

    在帝俄末期存在一个以推动工业化为己任的官僚集团，即维特-斯托雷平政府。但斯托雷平政府在农业领域的改革成就是有限的，摧毁农民公社、创建一个拥护罗曼诺夫专制的富农阶层的尝试没有完成，只有约十分之一的农民重新定居。这并不见得是因为地主阶级中的保守势力在反对，因为地主同样畏惧自己被淹没在富有平均主义激情的俄国农民的汪洋大海里。但因为商品化的迟滞，村社的基础依旧很稳固，在战争到来后因为年轻人分家的渴望被战争加强，二月革命前斯托雷平改革反而出现了倒退

    这个法律草案的用意是很明显的。地主想为农民资产阶级建立一种享有特权的、不受资本主义侵犯的土地所有制。地主感到自己的特权和自己的农奴主土地占有制已在动摇，因此竭力想把农民资产阶级中为数极少但最富裕的阶层争取过去。地主对富农和财主说：我把我的特权分给你们一小部分，我帮助你们靠破产的农民群众发财致富，而你们要保护我不受这群人的侵犯，你们要成为社会秩序的支柱。这就是新法律草案的阶级含义

    ——列宁，土地“改革”的新措施

    俄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成功的，但维特政府的工业化方针是建立在压制农民、强迫旧贵族为之付出代价，又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出现了两个无产阶级中心的基础上的。因为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都处于虚弱的状态，俄国的工业化虽然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但几乎没有任何阶级从中获得了好处——作为后发工业国俄国的人均增长率始终与其他国家，除了为俄国加入欧洲竞争服务外。其无根之木的特征也体现在俄国的工业化高度依赖英法提供的贷款，西欧的经济波动会立刻影响到俄国的经济发展

    因此当俄国军队在前线战败后，沙俄立刻丧失了人心。溃败的士兵回到农村掀起了农民暴动，工人、军队将领和大资产阶级合力发动了二月革命。因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同样不满，并且农民中的平均主义已经到了土地贵族的财产权完全不能得到保证的境地，因此苏维埃迅速在十月革命中接过了政权

    拉美

    19世纪拉美的情况不能用一个统一的模板来描述，但多多少少都有以下这些组成部分：印第安人公社，大庄园，天主教会，殖民时期的城市与港口，殖民官僚制度，军队。其中诞生自地主阶级，也就是庄园主的是为人熟知的考迪罗制度。考迪罗主义即以大庄园组织起国家的统治形式，佃农服从庄园主，依附于庄园而生存，向上大庄园主掌握着地方权力，地区考迪罗的权力又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由大庄园主出身的军事独裁者掌握中央政权

    但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采用了考迪罗主义，智利出现的就是立宪专制模式。同时，考迪罗主义并不稳定，只是一个松散的层层依附关系组成的结构。在考迪罗国家内部，军队和文官政府中的中产阶级都在觊觎由考迪罗掌握的权力。首先崛起的是资产阶级寡头，他们取代大庄园主成为新的考迪罗，即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斗争。绝大多数国家都建立起了自由派考迪罗政府，例如波菲里奥迪亚斯，安东尼奥布兰科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四十年里，拉丁美洲在自由派考迪罗治下取得了第一次经济大发展，在此期间土地寡头通过对外出口农产品带来了一个繁荣时期。此后阿根廷和巴西几乎同时进入了资产阶级军政府主导的时期，只不过阿根廷被推翻的是激进派政府，巴西被推翻的是考迪罗政府。庇隆推动民粹主义工业化，但庇隆政府短视的与纳粹德国保持经济联系的政策和失败的国有化政策导致了阿根廷经济的停滞。巴西的中产阶级军政府强力推动国家的工业化，以国有化和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为先导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其标志就是钢铁产业和石油产业在巴西落地。瓦加斯还大力推广教育，宣传民族主义，并实行土地改革。在此期间，巴西军政府无论左倾右倾，都激励推动工业化。但80年代巴西遭遇了债务危机，崛起之路就此被打断

    地主阶级在拉美扮演的毫无疑问是负面角色，尽管拉美各国程度有所不同，但只有庄园包围之下的孱弱的资产阶级无疑是拉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无法正常走上民主化和工业化道路的原因。尽管拉美享受过短暂的农业繁荣期，也有过极力推动工业化的时候，但庄园经济始终拖着拉美国家的后腿，助长了极度的分配不均，让经济发展的成就大打折扣。同时，军队中始终存在考迪罗主义的遗毒，这让军政府不得不在工业化的同时保留庄园经济的存在

    而没有出现类似危机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美国南方的地主在19世纪末和北方资产阶级重新结成了同盟，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美国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力量都已经远远强于其他阶级。英国的土地贵族在政治上直到二战依旧掌握着优势，但农业已经完全资本主义化了，贵族一直站在资本主义民主一边。法国激进运动的力量已经强到能够独自执政，保守派在第三共和国早期就已经遭遇了打击，在30年代当选的是人民阵线而不是极右翼。只在德军占领的外在打击下法国才建立了保守独裁的维希体制

    在魏玛德国，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危机是，整个20年代中农在经济上始终陷于绝望的境地。农业在经济中的净份额从1913年的13%降到1929年的7.2%，一个中农的收入到30年的时候已经比不过城市的熟练工人了。因此尽管SPD在20年代奉行的政策远远谈不上和农民敌对，反而通过给予农民政治权利（第二帝国时期农民不允许组织农会）、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险给农民提供了很多好处。但在中农看来，这些措施是在有意增强贫农和农业工人的地位，损害他们的权利。这导致中农转向了纳粹，与城市中产阶级，妥协的大资产阶级和心怀鬼胎的地主阶级一起把纳粹送上了台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有着间战期间最激进的左翼政党，西班牙左翼自由派主张进行彻底的土改，社会党左派试图着手建立列宁主义共和国，无政府主义者则在农村进行全盘集体化建立农村公社的实践。结果是，中部和北部的中农压倒性地投票给右翼政党CEDA。他们和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的结盟成为了内战****线的基础，而POSE、CNT过于激进的政策让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很难和共和国站在一起。在残酷的内战*****线更多地凭借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赢得了这场阶级战争的胜利，建立了具有“希儿”性质的独裁政权

    挪威、瑞典、丹麦

    这三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自由主义激进派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民主同盟，社会民主党不和激进派争夺中农和daylaborer的支持，激进派也不和社民党争夺城市工人的支持。因此这三国土地改革的方案更加温和与渐进，城市工人的运动也没有激烈到足以招致中产阶级转向“希儿”主义寻求庇护。在这三国形成了多元主义的民主，“希儿”主义既无法在被社会主义运动排斥的城市劳工和恐慌的中产阶级中，也无法在农民中获取支持

    社会主义运动和中农联盟的必要性在于，在英法苏以外的欧洲国家，工人阶级的力量没有强大到足以独自发动革命，但又没有弱小到不足以掀起一点水花。如果社会主义运动过于激烈，就会招致中产阶级背弃民主转向“希儿”主义。在农村，因为封建制度在一战后的进一步瓦解，形成了一个中农阶层，而社会主义运动能动员的农业工人占比相当有限，在农村不足以压制中农和地主的力量。同时，民主的另一支柱力量，自由主义运动依赖于中农和自有资产阶级的支持，激进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不是在和“希儿”主义敌对，而是在和自由主义运动竞争，自己拆除了反“希儿”的另一支柱。因此一旦社会主义运动没能和中农联盟，资产阶级和中农的联盟就会让社会主义运动陷于敌意的氛围中

    斯堪的纳维亚三国，因为农村土地结构的平均化，以及三国君主立宪制度滋养的悠久的自由主义传统让社会民主党没有在农村动员支持者，因此结成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联盟，通过多元主义的民主抵抗“希儿”主义的蚕食

    芬兰、奥地利、匈牙利

    相对来说，奥地利的例子比较特殊。奥地利在奥匈时期原本同样有着浓厚的自由主义氛围，但战争的失败让奥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义情绪暴涨。“红色维也纳”又让很多中产阶级心有余悸。渴望复辟的哈布斯堡家族在这段时期也和天主教独裁领导人眉来眼去。因此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奥地利的极右情绪迅速上升，建立起的是保守的Dollfuss-Schuschnigg政权，议会被关闭，社民党、奥共、纳粹和工会都被取缔。但这一政权内部依旧保留着一定的自由主义氛围，被保留的反对党派存在异议空间

    在苏联的阴影之下，芬兰和其他北欧国家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自由主义者主动远离了社会主义者。芬兰建立的是受限制的议会民主制，工会、社民党和芬共遭遇了不公平竞争

    匈牙利在奥匈时期就有一个强大的、保守自由主义的马扎尔地主阶级，这一阶级和协约国的支持让霍尔蒂击败了贝拉库恩政权。同样出于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以及为匈牙利失去了自己多数领土激起的民族主义，让霍尔蒂的威权主义政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固

    在芬兰、奥地利和匈牙利，自由主义者因各种原因主动地投入传统威权主义的怀抱，建立起了氛围相对较自由，但都以压制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代价的非“希儿”主义的开明专制

    日本

    日本幕府时代的特殊之处在于，日本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丝毫没有能量。在德川时代，地主在地方上同样有着支配权力，在经济上有雄厚的实力。但他们被完全排斥在行政机构之外，也没有类似高等法院的由地主掌握的独立司法或立法机构。德川时代充当官僚的是武士阶层，这些武士自16世纪以来逐步由领主在农村的代理人发展为脱离军事的、有教养的职业官僚

    这一现象是明治维新得以如此轻易地成功的原因。明治维新和韩国的双十二政变一样，只是官僚机构内部（韩国则是军队内部）的一次权力洗牌，并不牵涉到社会结构的变动，因此没有遇到来自社会某一阶级的抵抗。因为外来的危机，即使是德川幕府的中央官僚集团中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希望通过中央集权化来完成日本的民族事业，因此德川幕府异常迅速地垮台了

    然而日本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是残缺的。因为日本民众在维新运动中根本没有得到动员，而上层官僚本身在社会中缺乏基础，日本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精英团体主导的寡头政府。选举被地主、军队、官僚和工业资本家操纵，政府只需要讨好他们而不需要对民众负责。又因为日本的官僚集团是与一个想象实体——国家——绑定的利益集团，日本无法遏制自己对外扩张的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