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星灿夫妇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抚育下，他们的女儿施继革象一朵美丽的向阳花，沐浴着社会主义的雨露阳光，健康茁壮地成长起来。

    有了孩子，施星灿精神上得到极大安抚和慰藉；有了孩子，更增添了他投入工作的百倍信心和热情；有了孩子，使施星灿忘记了什么是艰难困苦，什么是酸甜苦辣。他了却了一直悬挂在心头的后顾之忧，更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忘我的税收工作中，坚守平凡岗位，扎根山区写风流的信念越来越坚定与牢固。

    1973年底，因工作成绩突出，45岁的施星灿告别了工作和生活了八年的文斗公社，被调到利川县城关区财政所任所长。在所长的位置上，他一干又是七年。城关区虽然靠近县城，但其周围仍然是高山峡谷，交通不便。而当时的财税工作除了收税外，更重要的是培植税源。根据城关区既有高山、又有平坝的综合区位情况，施星灿经过调研，主动向区里提出“高山发展烟叶，平坝发展果园”的税源建设思路，得到了区委的充分肯定。时任城关区高官的陈佐武在大会上表态，鉴于工作需要，准备给全区的财税干部发胶靴、电筒、斗笠和蓑衣，搞一次“特殊化”，支持他们去乡村开展“支帮促”活动。

    接受任务后，施星灿带领所里一帮人制定了“支帮促”活动开展思路：首先选定地方比较偏僻，条件比较差的村作为职系村，帮助其班子成员开拓思想，通过选择合适的项目让农民增加收入，通过示范效应带动其他村增收。其次，在村里开展“扶贫帮困，纯洁党性，学雷锋、献爱心、访民情”活动，解决一部分群众的生活困难，以此带动更多人增加收入。另外，确定每个干部联系一个村，了解村里存在的主要问题，每月与农民至少进行一次沟通，了解联系村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适时推广重点项目烟叶和果园。

    为了在山上发展烟叶，施星灿不顾劳苦，勤于奔忙。无论是在白雪皑皑的车罗洞，在春寒料峭的铁炉寨，还是在暴雨如注的青龙嘴，在秋风萧瑟的武陵村，到处都留下了他深入千家万户的足迹和佝偻蹒跚的背影。

    武陵村由于受自然条件限制，拿不出资金买烟叶种子，施星灿自己掏钱为农民买种子，并手把手教农民种植和烤制烟叶，经过紧张的学习，农民很快掌握了技术。当年，农民通过种植烟叶收入增加，全村人生活有了盼头。

    卖完最后一房烟，村主任拉住施星灿的手，笑得合不拢嘴：“施所长，你开始叫我们种烟叶时我们一直很犹豫，怕技术不行，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你们政府工作人员太负责了，教会我们种烟和烤烟技术，我们村里今年赚到了钱，明年我们还要种烟，争取早点富起来，不然对不起你们工作人员，对不起党和政府给予我们的关心!太谢谢你啦!”

    施星灿高兴地告诉村主任：“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你们生活好了，我们也高兴!”施星灿的同事为他算了一笔账，在基层财税所工作的14年里，他每月至少要走450公里山路，一年就是5400多公里，14年就是7.5万公里，相当于走了6个长征的路程，这是何等的惊人。

    到1974年春夏，城关区的烟叶面积净增加500多亩，当年就增税20万元。这20万元，在今天看来也许微不足道，可在经济还十分不发达的30多年前，无疑算是一笔惊人的数字，这可抵得上当时全区干部好几个月的工资啊！

    高山发展烤烟成功，平地上的果园推广，施星灿同样费尽心血。

    利川城区，属二高山，是丘陵盆地，同时也是一块美丽的风水宝地:金字山矗东，齐岳山障西，甘溪山临南，官山列北，穿城的清江蜿蜒如带，地势平旷，城区海拔1080米，气候凉爽。现在已成为避暑、休闲、旅游、娱乐、购物的好去处，但在20世纪70年代，这里却商业不振，经济贫乏，市容简陋，生活贫困。

    施星灿当上财税所长后，心里时常牵挂着农民的生产、生活。为让农民早日摘掉穷帽子，施星灿殚精竭虑，想千方、设百计为农民谋划发展思路，经与有关部门多次研究，并经政府同意，决定及早利用利川盆地地势平坦的优势，率先发展果园。

    为了能在平坝推广发展果园，首先得消除农民的顾虑。施星灿便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解放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那时候，利川城区周围有点平坝的地方都是产粮区，人们传统的思想就是种水稻，吃大米，没有发展多种经济的意识。长期以来，老百姓穷，生产队穷，区财政更穷。为了摘掉大家的穷帽子，施星灿带领全所干部职工给大队干部做思想工作，给生产队社员算经济账，算种水稻和栽果树收入的比较账。这样日复一日的宣传开导，终于使社员们心服口服，承认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比种水稻强。

    龙潭村村民吴常爱至今还记得39年前的那个冬天，施星灿头戴褪色军帽、身穿褪色军装、肩挎褪色军包天天和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整整一个冬天下来，全区梨园面积发展到了1000多亩，功夫不负苦心人。老百姓的粮袋子不愁东西装了，可施星灿的一双手却全部开了“冰口”，一双脚也长满了冻疮。妻子周秀兰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一边给他贴膏药，一边噙着泪水说：“单位发的手套、皮鞋呀，怎么不戴起、穿起呢?四五十岁的人了，工作是大家的，身体可是自己的呀!像你这么憨做，就是铁打的身体也撑不住呀!”施星灿听后总是笑呵呵地说：“你放心，我的身体硬得很，这点苦和当兵的时候比真算不了什么!”

    曾在大塘公社任党高官的利川市政协原副主席牟金玉说，施星灿始终保持军人作风，办事雷厉风行，工作总是挑最难的干，对上级布置的工作从不打折扣。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

    后来，龙潭村的梨园面积在高峰时发展到了15000多亩。农村虽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田土被分到一家一户，这些梨园仍然发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鲜梨收入最高纪录曾高达6000多万元！正是施星灿他们这样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利川的税源建设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11年，全市财税收入达到11.5亿元，是1980年的83倍，1966年的550倍，利川一跃而成为了全省的国税十强县市。

    如今，利川市凉雾乡三角桩小学的图书室里陈列着各种各样的书籍，其中许多书本上都写着施星灿的名字，印着施星灿的印章，原来这些书都是施星灿捐献给学校的。一些同事和学生常常问三角桩小学教师欧迪才，施星灿是谁？这时，欧迪才就会慢慢为他们讲起一些关于施星灿的故事。

    30年前，车罗是凉雾区的一个小乡，欧迪才家就在乡政府隔壁，欧迪才爷爷是乡政府的秘书，因此他的一些同事常常到欧迪才家来歇息。

    车罗海拔1400多米，一到冬天北风怒吼，冰雪遍地。有年冬天深夜，欧迪才睡得正香，突然被爷爷一阵急促的声音叫醒：“迪才，迪才，快起床，把火烧好。”天气冷，穿得少，况且又是深夜，欧迪才极不情愿地爬起了床。来到堂屋，就看到爷爷在帮另一个身穿黄色军装的人用力拍打身上的积雪和鸡蛋大的冰块，并问他：“你去哪里了，怎么搞到这个时候啊？”“我去武陵大队了，乡政府决定明年在那里发展烟叶，我组织开完群众会后，又去了几个小队长家做动员工作。”爷爷告诉欧迪才，他是乡里新来的干部，要喊他施伯伯。

    欧迪才心里琢磨着，武陵离我们家有20多里，是一处比我们这里环境更恶劣的老高山，一路是悬崖峭壁，山陡路险，加上又是冰天雪地，欧迪才心里不由自主地打颤。欧迪才迅速把火烧燃，把水温上，帮施伯伯揉搓裤脚上的冰凌。那晚，施星灿和欧迪才在一张床上睡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清晨，他就早早地走了。

    从那以后，施星灿常常来欧迪才家，欧迪才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多起来。偶尔有空的时候，他就会向欧迪才讲述北平解放和抗美援朝的故事，欧迪才就会被那些战场上的惊险情节所吸引，而每次这样的时候，他就会话锋一转，告诉欧迪才：“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你们一定要珍惜现在的环境，好好学习，以后为国家多做贡献，把家乡建设好。”也每当在这时，他就会提出一些毛主席语录来让小伙子们背诵，欧迪才记不住的，他就会教几遍，甚至用粉笔写在墙上。

    施星灿在车罗的时间长了，关于他的故事也多了起来。

    利川当时的财税干部每个人负责很大一片区域，但一年的税收也就是几千元，多的才上万元，因此财税工作人员要一分一粒地去抓税收。40多岁的施星灿常常要走上近20公里的山路，到自己所负责管理的偏远乡村收税，即使只收一块钱，他也从不放弃。

    1976年冬，武陵大队有一个农民叫杨英鸿，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老高山上，他自认为没有干部会去那里收税，就偷偷杀了年猪，划算着逃过一块五毛钱的屠宰税。

    可这事还是让施星灿知道了。他从大塘财税所出发，经过六七个小时，走了近五十里山路，来到杨英鸿家，要他补缴税款。可杨鸿英说，家里没有钱，你过段时间再来吧。杨英鸣打发走了施星灿，以为他再不会为了一块五角钱，大老远地去找他。

    可是一个星期后，施星灿再次出现在杨英鸿家。杨英鸿向施星灿求情：“真的没有钱交。”施星灿没有发火，仍然耐心向他讲解，交税是国家政策规定，如果大家都不交，国家靠什么来维持，我们会像旧社会一样挨别人的打呀。杨英鸿嘴里答应着，心里依然打着小算盘。

    施星灿离开了，杨英鸿想，我不信，你还会来第三次。就这样，大概又过了十来天，施星灿真的又来了。施星灿诚恳地告诉他，税是必须要交的。杨英鸿知道再熬不过这个老革命了，只好如数交纳了税款。杨英鸿后来提起这事就说：“这个干部真的‘下得坡’，为收我一块五毛钱的税跑了三趟，我再不交实在不好意思了。”

    施星灿在车罗的主要任务一是收税，二是发展生产。从1973年他来到车罗后，在做好税收工作的同时，全身心投入到烟叶发展之中。他自己不懂技术，就首先学习，再来到百姓家讲解示范。施星灿每次下乡时总是背着泥瓦匠的一套工具和一本烤烟技术手册，帮群众修建烤烟房，为他们传授烤烟技术。

    有一次，施星灿为一家农户烤烟，当时下着小雨，风很大，火烧不燃，开始大家以为是烟囱堵了。施星灿那时已50多岁，依然不顾危险，爬上4米高的烟囱，半边身子趴在烟囱上；用长棍子向下用力捅、左右搅。从烟囱顶上爬下来，他满身全是泥巴，脸上被熏得黑黝黝的。烟囟掏空了，可火还是不燃，他又找来一个手动鼓风机，使劲摇，硬是把火烧起来了。一房烟叶烤下来，施星灿往往要在烤房的苞谷草壳上睡上一个星期。车罗的老百姓都说：这个施老汉真的吃得苦，纯粹就是一个农民，哪里像个干部。有的人好奇地问他：“你这么辛苦，图什么啊？”施星灿回答说：“比起在战场上枪林弹雨的，这算什么苦啊!老百姓是我的衣食父母，他们好过了，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才有饭吃嘛。”

    在车罗的日子里，施星灿不知疲倦地寻找税源，没日没夜地发展生产，从来没有考虑自己的享乐得失。一次，施星灿一进欧迪才家门就喊：“大毛大毛，快来帮我抓蚤子，身上太痒啦。”欧迪才接过他脱下的衣服，看到他身上满是小红疙瘩。施星灿告诉欧迪才，他当晚开完屠工会后，住在一位村民家里，房子太小，几头猪和人混居，睡着睡着，就有猪仔来到腿边拱来蹭去，身上也被蚤子咬得奇痒难受。

    施星灿和群众打成一片，把群众的事当自己的事做，和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在车罗，几乎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施星灿的名字。老百姓常常在茶余饭后提起他，哪天为欧迪才家里挑了水，哪次为欧迪才家里打扫了院坝，哪回帮欧迪才挖了药材……他的音容笑貌、他的足迹身影，留在了车罗的莽莽群山之中，也印在淳朴、勤劳的山里群众心中。

    施星灿于1980年离开车罗，从此与欧迪才很少见面，但他教导欧迪才好好读书的话却时常在欧迪才耳边响起。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欧迪才从当初的小伙子长成了大人，成为了当地的一名小学教师。2005年，欧迪才接到施星灿的一封信，说有一批书籍想捐给学校，希望老师们来领回去。欧迪才带着几位老师来到了施星灿家里，看到当年与欧迪才一起睡觉、一起捉蚤子的老人，依然那样慈祥，那样和蔼，说不出有多么高兴。老人已认不出欧迪才了。欧迪才激动地喊道：“施伯伯，欧迪才就是我，您当年喊的‘大毛’呢。”老人紧紧握住欧迪才的双手，上下打量着欧迪才，声音颤抖了，他几乎不敢相信，当年那个小伙子就是眼前这位已年近五旬的教师。老人热情地把欧迪才接到家里，欧迪才和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各自经历。

    欧迪才告诉老人家，车罗现在已有了通村公路，乘车上去只要几十分钟，老百姓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家家有电灯电视，多数人都用上了手机和摩托车，人平纯收入达3000多元。听到这些变化，老人开心得像个孩子，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老人说：我这一生最幸福最快乐的日子就是为党工作的那几十年，现在老了，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了，积累了一些书籍想捐给学校，希望同学们能从中有所收获。

    老人再三叮嘱欧迪才，要教好学生，让他们成为有用之才，特别是在这个新时代，很多人的思想变了，更要教育好下一代，对党充满信心，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信心。30多年了，他依然是当年那样谆谆教导，依然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忠实信仰。那一刻，老人的形象在欧迪才心中变得更加高大。

    老人捐给欧迪才学校的书约有1500多册。欧迪才叫来三辆手拉车，才把书拉到车站。老人也来到车站为欧迪才送行，最后连三辆手拉车的15元运费，也不让欧迪才出。

    老人说，学校困难，不能因为欧迪才给你们捐了几本书，反而增加你们的经济负担。

    从此，三角桩小学的阅览室放满施星灿老人捐来的书籍。这些普普通通甚至发黄的书籍，是一位八旬老人凝聚半生的心血，积累终生的财富，是一位陈年旧友对故地的牵挂，对亲人的期盼，更是一位共产党人看护大山的灵魂，坚守信仰的见证。

    也正是在施星灿精神的影响感召下，利川市国税局的全体干部职工，团结战斗，克难奋进，成绩可圈可点。2009年被恩施州委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2010年被利川市委表彰为“五好班子”，2011年被HUB省国税局表彰为“五好班子”，连续四届获得“全省最佳文明单位”称号，20多人次受到省级表彰。施星灿的先进事迹，也多次得到各级党委、政府的肯定。1981年、2010年，施星灿两次被利川市委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2005年，被利川市委表彰为“一心为民优秀共产党员”；2010年，被恩施州委表彰为“老有所为”先进个人；2011年，被评为全州国税系统“国税之星”和“感动利川新闻人物”；2012年，恩施州委还将他作为“道德模范”，推荐到省里表彰；同年7月，被表彰为全国税务系统创先争优典型，12月底被国家税务总局表彰为“我身边的好税官”，被HUB省委表彰为“全省创先争优先进个人”。

    他是一个永远没有退伍的兵，很多熟悉施星灿的同事谈起他都有这个印象。跟施星灿一起转业的81岁退休干部赵光勋介绍，施星灿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老兵，曾参加过抗美援朝，趴过雪窝、负过伤，并先后12次立功受奖，于1966年自BJ某部队转业来到利川。当时，施星灿主动向组织申请，要到利川最偏远的地方工作。在施星灿的强烈要求下，组织把他分配到了离县城最远的文斗区。去文斗后，任财经所指导员的施星灿在分责任区上，首先让其他同志选择收税区域，自己承担起最艰苦的任务，前往文斗最僻远的黄土一带收税，一言一行，都是一名军人的作风。此后，因工作需要有过调动，但是无论在哪里，他都坚持把轻松的任务让给其他同志，自己则前往最偏远的“老高山”收税，还想方设法培植税源，为当地农民造福。为了攻克烤烟技术，他带头钻进烟囱掏灰；为了去山里农家收税，他夜宿农家，与猪同睡一屋!任何苦，在他眼中都不算什么!诚然，和他经历的枪林弹雨、生死考验相比，这些苦已不值一提!

    40多年风雨征程，从部队到地方，从乡村到城镇，从意气风华的青年，到沉稳干练的中年，再到炳烛之明的老年，岁月在不停更替，时代在不断变迁，可留在施星灿身上的那种一心为国、一心为公的胸怀却没有变，脚踏实地、乐于奉献的精神却没有变，立足岗位、坚守信念的高尚品德却没有变。他一路走来，传递给人们的是立德立言的至信和做人做事的至诚。

    不仅施星灿有一颗无私奉献的心，他的爱人周秀兰也把全部精力奉献给武陵山区的父老乡亲。

    原大塘农具厂厂长、党高官朱占常回忆起与周秀兰一起共事的日子，至今仍记忆犹新。1973年，周秀兰从原文斗农具厂调入大塘公社农具厂后，一直任出纳和农具门市营业员。当时的农具门市主要经营锄头、铁器、木器等“五小”农具，周秀兰任出纳和门市营业员期间，从来没有差过单位一分钱。1976年，农具厂从大塘搬到普庵，周秀兰兼任伙食团长，在普庵期间，农具厂开设了一个面条加工厂，每年结算后的资金全部交周秀兰保管，单位所有经营人员交给周秀兰的钱是500元，1980年，当新任厂长清理账务，盘点现金时，500元钱不差一分，并且有些钱已经被虫蛀了。周秀兰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大公无私的做法感动了厂里所有人员，一些员工纷纷表示，要是象周秀兰这样的同志再多一些，农具厂的发展壮大就会大有希望。

    1973年农忙季节，农具厂员工下乡支农，帮助大塘村农民插秧，平原出生的周秀兰不能下田，开始下田的时候需要人扶，一下田，聪明的周秀兰很快就学会了插秧。一次插秧时，一个蚂蝗侵入周秀兰的脚上，她不知道怎么处理，用力将蚂蝗扯出来，没想到蚂蝗侵入人体后不能用力往外扯，周秀兰的脚一下子肿了。没有办法，周秀兰只能请人将蚂蝗干掉。蚂蝗被干掉后，别人见周秀兰仍拖着红肿的脚在插秧，劝她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她却硬是坚持把秧插完才休息。

    周秀兰开朗乐观的个性给同志们乐观的个性、吃苦耐劳的精神感动了插秧的农具厂的员工，给当地农民留下了深刻印象。

    平时一向乐观、为人随和，从不在背后说小话、从不与人争吵的周秀兰，有一次为国家利益还与人争吵过一次。

    那是1974年，当时大唐农具厂的杨姓副厂长到利川市毛坝区推销篮竹筷子，杨在下乡期间不仅贪玩，还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见到人说鬼话，经常占点公家的小便宜。周秀兰在对账中发现杨贪污公款，在党员会上与杨大吵一番，杨迫于压力，将贪污的40元钱退还给单位。

    杨姓副厂长事后多次给周秀兰道歉，周秀兰义正词严地说道：“我参加工作10多年了，从来没有占过公家一分钱的便宜，我从来都是公私分明，对别人占单位和国家的便宜，我看不惯，对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人，我也看不惯，一个单位、一个集体，只有靠大家一起维护，事业才能做大做强！”周秀兰一番话，说得杨副厂长哑口无言。

    受施星灿和周秀兰的影响，已经退休多年，93岁的朱占常还在与后人一道打拼事业，朱占常与后人朱宏利、朱宏孝一起办的出口企业——利川市宏利猪鬃有限公司，事业做得红红火火。

    朱占常告诉前来采访的人，施星灿爱读的书是《毛主席著作》、《反对自由主义》、《为人民服务》、《学习雷锋好榜样》。自己也是当过兵的人，受施星灿和周秀兰的影响，跃然自己当了28年的厂长，但始终坚持两点原则：不贪污、不挪用一分公款，不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个人做到作风正派，时时处处为群众着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