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本性中，决无行善或作恶的，所谓坚定不移的决心，除非在断头台上。

    只有人性的东西，才能征服人心！

    即使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人们还是会敬畏些什么，那就是看似简单朴素的真，善，美。是真，善，美在拯救和平衡人的内心。

    求人如吞三尺剑，靠人如上九重天。

    因为，世态炎凉！

    征和四年春，刘彻求仙东莱，适逢暴风骤雨，流高潮涌，无法出海，停留十余日后返还。

    在封泰山、禅石闾以后，刘彻召见群臣，追悔以往的过失，命遣散方士，停止求仙。

    同年，搜粟都尉桑弘羊等请求在轮台屯田，刘彻下《轮台诏》，否决其议。

    自此，刘彻不再出兵，同时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表明与民休息之意；又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让他推广代田法和先进农具。

    当时，汉武帝南征北战，大兴土木，疏于农业，以致国库空虚，朝野不妥，于是武帝悔征伐之事，而提出“方今之务，在于力农“，因而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能为代田，所以又使赵过推广代田法。

    赵过为了使代田法的推广有确实的把握，曾作了长期准备和细致安排，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试验、示范和全面推广等一系列工作。

    贫户缺牛少马，只能用旧农具耕田，所以，行代田法的主要是富户而不是贫苦农民。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耕作方法势必逐渐被淘汰，赵过所创新农具和新耕作法，必然得到更大规模的推广。

    从在居延所发现的汉简上面，可以看到汉昭帝初年、代田仓的记载，以汉简和史书互相参证，证明史书上代田法曾在居延推行的记载，是确实的。

    从代田仓的建立，也可推断，推行代田法后，粮食得到了增长。

    赵过使教田太常、三辅大农置工巧奴与从事，为作田器……善田者受田器，学耕种养苗状，但这些便巧的农具的结构形式、制作方法、操作技术和具体效果等在其他古籍上却难有踪迹可寻。

    三犁共一牛即三脚耧，因为它功能多，效率高、沟垄整齐、宽窄划一，深浅均匀，因而为高产低耗创造了条件。

    我国北方直到建国前，耧在生产上还起着重要作用。

    赵过向全国推广用耦犁，二牛三人的办法，使铁犁和牛耕法逐渐普及，在此基础上，东汉时期又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为后世的犁耕技术奠定了基础。

    赵过和他所创造的新农具和新耕作技术，在我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汉武帝末任搜粟都尉。

    大约当时在其主持下，创造了三脚耧，还改进了其他耕耘工具，加以提倡代田法，对当时农业生产发展起推动作用。

    关于赵过的家世和个人经历都知之甚少。大约在汉武帝征和四年，他被任命为搜粟都尉。

    后元元年，江充余党马通、马何罗等谋刺刘彻，近侍官员金日磾发觉，与另外两名近侍官员霍光、上官桀合力粉碎阴谋，保护了刘彻。

    此时刘彻年近七十，时日无多，开始安排后事。

    刘彻诸子中，齐王刘闳早死，昌邑王刘髆因刘屈氂之狱而被排除出皇位继承序列，燕王刘旦和广陵王刘胥因违反法度而被疏远，刘旦派来请求入京宿卫的使者亦被刘彻斩杀，以示警告。

    这样一来，幼子刘弗陵成为唯一人选。

    刘彻为防止后宫干政，杀了刘弗陵的生母赵婕妤，并安排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与桑弘羊四人为辅政大臣，确保自己身后政局的平稳过渡。

    期间有相师说，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刘彻趁机下令处死关押在长安狱中的所谓犯人，包括刘据之孙，却被丙吉极力阻止，刘彻遂感慨天意如此，放弃屠狱之令。

    不久后的二月十二日，已经病危的刘彻正式下诏立刘弗陵为皇太子，次日，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在刘彻卧室内床下拜受顾命。

    醉卧美人膝，醒握杀人剑，不求连城璧，但求杀人剑，匈奴未灭，何以为家为。

    在我国历史上，霍去病是一个传奇的人物，他如风云一般地崛起，拥有着传奇的人生，却又如流星一般陨落，24岁告别了大汉王朝，让人不免感叹天妒英才。

    值得一提的是，关于汉武帝、霍去病二人还有一则鲜为人知的故事。

    曾经，刘彻送给霍去病10车肉，可霍去病放着臭掉也不给士兵吃，让人不免心生疑惑。

    其实，这里面透露着帝王之心，霍去病去世26年后，才知道他的高明之处。

    像是一场闹剧，又显得很真实，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故事。

    霍去病从小出身卑微，他是平阳侯府的女奴与平阳县小吏霍仲孺的私生子，按照当时的情况来说，霍去病的身份也是一个“奴隶”。

    幸运的是，霍去病有一个“好姨”。

    他从小与母亲卫少儿一起生活，其父似乎也不在意这个儿子，两人的日子过得也算是相当艰难。

    早年，霍去病经历了人生的“低谷期”，对于改变命运也有着强烈的渴望。

    因此，当机会到来的时候，他努力地抓住这一切，不断地练武、学习。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霍去病的舅舅名叫卫青，在与匈奴的作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

    靠着这一层关系，少年之时，霍去病便进入了军营历练，而且还进步很快。

    随着霍去病在军中的表现越来越突出，他也顺利进入了汉武帝的视野。

    简单来说，汉武帝很看好霍去病，想要让他多看看兵书。

    不过，霍去病却很有自信，很看不起书上的兵法。

    高兴之余，汉武帝便想要给霍去病赐婚，但霍去病却拒绝了。

    正所谓：“伴君如伴虎”，随着卫青在大汉朝的名望越来越高，汉武帝也对他有所猜忌，急需找一个替代他的人，霍去病此时便映入了眼帘。

    当然，霍去病激进的“直捣黄龙”的打法，也是汉武帝所看重的。就这样，在此后的时间里，刘彻一边打压卫青，一边开始提拔霍去病。

    凭借着汉武帝的支持，以及汉朝强大的国力支撑，霍去病多次大败匈奴，将他们驱赶到了漠北以北，实现了“封狼居胥”的壮举，也解决了汉朝的匈奴之祸。

    话说，中央集权制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那就是皇帝过于看重权力，也比较容易猜忌别人。

    随着霍去病建立的功业增加，掌控的兵马越来越多，，皇帝自然也不会对他视而不见。

    有一次，在霍去病出征之前，皇帝赏赐给了他10车肉。

    我们都知道，常年出兵征战在外，亦或是驻军边疆都是很辛苦的，能吃上饱饭就不错了，更何况是肉食。

    然而，对于这10车肉霍去病却置之不理，哪怕军队的士兵都饿得面黄肌瘦了，他依然如故。后来，班师回朝的时候，这10车肉依然还在，但却已经腐烂了、臭不可闻。

    对此，或许很多人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为何霍去病宁愿把肉放臭，也不分给士兵们吃。或许这其中的原因大致有两点，一是“从简入奢易，从奢入简却难”，二便是帝王之猜忌。

    第一点很好理解，如果士兵们吃惯了肉食，就很难适应艰苦的生活了。

    第二点就不是那么好理解了，咱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给大家详细分析一下。

    司马懿是魏国的重臣，有一次皇帝赏赐了他很多好东西，他本可以赏赐给下面的将领，但他却没有这么做。

    有人问他其中的原因时，司马懿回答：“皇帝给的东西也是公家的，怎么能“以公肥私”呢？”

    通过这句话不难看出，即使皇帝赏赐给你东西，但依然不属于你，你能够使用，但却不能与别人分享，更不能用来收买人心，这是权力场上的“忌讳”。

    或许很多人认为霍去病与汉武帝的关系不止于此，但是二十六年后，一切的一切都验证了霍去病是对的，我们才知道他当年的做法有多高明。

    话说，站得越高，摔得越狠。

    在霍去病去世的26年后，西汉王朝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政变，它便是历史上有名的“巫蛊之祸”，受牵连之人高达上万。

    当时，因为汉武帝的权力欲过重，对他人的猜忌更多，所以在这场政变中，不仅太子刘据被杀了，就连皇后卫子夫也没有逃脱厄运，卫青一家也遭到了诛连。

    回想当年，卫青也曾是汉武帝的宠臣，为大汉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可即使如此，汉武帝依然将他抄家、灭族，可见帝王之心难以用常人之理来猜测。

    不过，让人奇怪的是，霍去病一家人也与卫青、卫子夫等人有关联，而且还属于卫家一派，属于“皇帝一定会清理外戚势力”范畴，但让人奇怪的是，皇帝废了卫皇后、太子刘拒，却唯独没有动霍家。

    此时，不得不让人想起了二十六年前的“十车肉”，若是霍去病送了出去，他与汉武帝之间也会留下猜忌，巫蛊之祸时也必然不能置身其外。

    卫绾是代郡大陵人，因有弄车之技当上郎官，服侍汉文帝，累积功劳逐渐升为中郎将，性情敦厚谨慎，没有其他杂念。

    孝景帝做太子时，曾召请皇上左右近臣宴饮，卫绾装病不去。

    汉文帝临逝前嘱咐汉景帝说:“卫绾是个忠厚长者，好生对待他。“

    到汉景帝即位，过了一年多，对卫绾不闻不问，卫绾则办事日益谨慎认真。

    汉景帝前往上林苑，命中郎将卫绾作为护卫共乘一车。

    回宫后汉景帝问:“你晓得为什么能和我同乘一车吗?“

    卫绾说:“我是代郡的戏车之人，侥幸因功升为中郎将。我不知道为什么。“

    皇帝质问他:“我做皇太子召请你，为什么不肯来?“

    卫绾回答:“真是死罪，我病了。“

    皇帝赐他剑，卫绾说:“先帝已赐给我六柄剑了，臣不敢再接受赏赐。“

    皇帝说:“剑是容易被人拿去交换的，难道还独有你把那些剑保存至今么?“

    卫绾说:“都保留着。“

    皇上让取来六柄剑看，剑都在鞘中，不曾取用过。

    卫绾的下属郎官有过失，他总是遮掩，也不与别人争执，有了功劳，总是谦让给他人。皇帝认为他清廉忠实，没有其他心肠，就任命他为河间王太傅。

    吴楚七国之乱时，朝廷诏令卫绾为将，领河间兵力讨伐叛军，因此立下功劳，升任中尉。

    三年后，因军功封为建陵侯。

    第二年，皇帝废除太子刘荣，杀了太子的外家亲属栗卿等人。

    皇上因为卫绾年老德高，不忍心动他，赐给告假还乡，另派郅都审捕栗氏。

    之后，汉景帝立胶东王为太子，召回卫绾，任命为太子太傅，升任御史大夫。

    五年后，替代桃侯刘舍做了丞相。

    朝中理事，守职分而已。不过他从开始当官直至位居丞相，始终无所建树也无有过失。

    皇帝认为他敦厚老成适于少主，对他很尊重信任，赏赐很多。

    他做了三年丞相，汉景帝崩逝，汉武帝即位。

    建元年间，因当初汉景帝卧病之时，官府中多有无辜受冤的囚犯，身为丞相未能负责申冤，被免去相职。

    汉武帝即位后，窦太后依然左右朝政，不允许改变治国思想。

    汉武帝即位不久，就下诏“举贤良方正能言直谏之士“。

    丞相卫绾提出在所举的贤良文学方正之中罢除法家和纵横家这两个学派的学者，虽然卫绾没有提“罢黜百家“，但依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几个月后，卫绾被借故免去了丞相的职务。

    窦婴是汉文帝窦皇后堂兄的儿子。

    他的父辈以上世世代代是观津人。

    他喜欢宾客。汉文帝时，窦婴任嚷少墓吴国国相，因病免职。汉景帝刚刚即位时，他任詹事。

    梁孝王刘武是汉景帝的弟弟，他的母亲窦太后很疼爱他。

    有一次梁孝王入朝，汉景帝以兄弟的身份与他一起宴饮，这时汉景帝还没有立太子。

    酒兴正浓时，汉景帝随便地说:“我死之后把帝位传给梁王。“

    窦太后听了非常高兴。

    这时窦婴端起一杯酒献给汉景帝，说道:“天下是高祖打下的天下，帝位应当父子相传，这是汉朝立下的制度规定，陛下凭什么要擅自传给梁王!“

    窦太后因此憎恨窦婴。

    窦婴也嫌詹事的官职太小，就借口生病辞职。

    窦太后于是开除了窦婴进出宫门的名籍，每逢节日也不准许他进宫朝见。

    汉景帝三年，吴、楚等七国反叛，汉景帝考察到皇族成员和窦姓诸人没有谁像窦婴那样贤能的了，于是就召见窦婴。

    窦婴入宫拜见，坚决推辞，借口有病，不能胜任。

    窦太后至此也感到惭愧。

    于是汉景帝就说:“天下正有急难，你怎么可以推辞呢?“

    于是便任命窦婴为大将军，赏赐给他黄金千斤。

    这时袁盎、栾布诸名将贤士都退职闲居在家，窦婴就向汉景帝推荐起用他们。

    汉景帝少盼柜束所赏赐给的黄金，都摆列在走廊穿堂里，属下的小军官经过时，就让他们酌量取用，皇帝希重连赏赐的黄金一点儿也没有拿回家。

    窦婴驻守荥阳时，监督齐国和赵国两路兵马，等到七国的叛乱全部被平定之后，汉景帝就赐封窦婴为魏其侯。

    这时那些游士宾客都争相归附魏其侯。

    窦婴就推说有病，隐居在蓝田县南山下好几个月，许多宾客、辩士都来劝说他，但没有人能说服他回到京城来。

    梁地人高遂于是来劝解窦婴说:能使您富贵的是皇上，能使您成为朝脚罪廷亲信的是太后阀朽辨。现在您担任太子的师傅，太子被废黜而不能力争，力争又不能成功，又不能去殉职。

    自己托病引退，拥抱着歌姬美女，退隐闲居而不参加朝会。

    把这些情况互相比照起来看，这是您自己表明要张扬皇帝的过失。假如皇上和太后都要加害于您，那您的妻子儿女都会一个不剩地被杀害。“

    窦婴认为他说得很对，于是就出山回朝，朝见汉景帝像过去一样。

    在桃侯刘舍被免去丞相职务时，窦太后多次推荐窦婴当丞相。

    汉景帝说:“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啬而不让魏其侯当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容易自我欣赏，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重任。“

    终于没有任用他，境誉连蒸任用了建陵侯卫绾作丞相。

    武安侯田蚡是汉景帝皇后王娡的同母弟弟，出生在长陵。

    窦婴当了大将军，正当显赫的时候，田蚡还是个郎官，没有显贵，来往于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窦婴的子孙辈一样。

    等到汉景帝的晚年，田蚡也显贵起来，受到宠信，做了太中大夫。

    汉武帝建元元年冬十月，武帝下诏要求朝堂及郡国二千石以上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

    在这次举荐之中，时年六十岁的公孙弘以“贤良“之名被菑川国推介给长安朝堂。

    公孙弘来到长安后，遇到同被举荐的辕固，辕固当时已经九十余岁。

    公孙弘出于对长者的敬重而不敢直视辕固，辕固因此对公孙弘说:“公孙先生，您务必要按照儒家思想来事君，不要歪曲自己的学术来投世人之所好!“

    后来，武帝派遣公孙弘出使匈奴，因复命之言不合武帝的心意，武帝认为公孙弘没有才能。

    公孙弘因此称病，被免官后依旧回到家乡。

    公孙弘赋闲在家的数年内，武帝推行的一系列新政因威胁到贵族的利益而宣告失败。

    其后，武帝又多次下诏要求郡国举荐贤良文学之士。

    在元光五年八月的举贤诏下发之后，菑川国再一次推荐公孙弘赴京，公孙弘推辞说:“我曾经西入函谷关应天子之命，因为无才能而被罢官回家。希望大家推选别人吧!“

    因为公孙弘学习《公羊》在郡国已小有名声，又曾恭谦谨慎的孝顺后母，在后母去世后更为之守孝三年。

    故而菑川国国人一意推举公孙弘，公孙弘只好再次入京。

    公孙弘来到长安后，在太常官所待命。

    武帝向众贤良发下制书策问天人之道。

    公孙弘在对策中强调天子须身正，为百姓树立信义。

    并提出“凭才干任官职，不听无用的意见，不制造无用的器物，不夺民时妨碍民力，有德者进无德者退，有功者上无功者下，犯罪者受到相应惩罚，贤良者得到相应奖赏“这八条治理百姓的根本方法。

    又以“和“解释上古治世，言“仁“、“义“、“礼“、“智“为治国之道不可废弛。

    最后以应“顺应天道“才是天文、地理、人事的法则作为对策结尾。

    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

    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

    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

    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

    武帝看后作册书问公孙弘:“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

    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

    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

    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

    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

    武帝听后为公孙弘的话感到诧异。

    自建元六年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

    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武帝为此深感忧患。

    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

    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武帝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武帝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

    于是武帝暗自观察公孙弘，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武帝因此非常高兴。

    元光六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

    元朔二年六月，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主父偃上书建议在河南筑朔方、五原二郡，武帝便令公卿议论是否置此二郡。

    左内史公孙弘反对说:“秦时曾经发三十万人在北河筑城，但最终没能建成并放弃了。“

    武帝并未赞同公孙弘的说法。

    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多识广。

    经常称人主唯恐心胸不宽广，人臣唯恐不节俭。

    在做了几年左内史后，元朔三年，原御史大夫张欧因年老多病而被免责，武帝任用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接替张欧之位。

    筑朔方郡的工程浩浩荡荡的进行着，劳役之累波及至崤山以东，又因苍海郡及通往西南夷道路的修建令燕齐之地、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向武帝谏言，称这些政策都是以疲敝中国为代价而去经营没有用的地方，希望武帝能够停止这些事情。

    基于公孙弘数年如一日的反对声，武帝便命中大夫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的利处来诘难公孙弘。

    朱买臣提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

    于是公孙弘道歉说:“我是山东边鄙之地的浅薄人，不知道筑朔方郡有这些好处，希望陛下停止修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和修建苍海郡的事情，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

    武帝这才答应。

    元朔三年春，兴建不到二年的苍海郡及用事九年的西南夷工程被叫停。

    在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期间，武帝想起于建元元年下被狱免官的内史宁成，欲诏其复为郡守。

    公孙弘反对说:“我在家乡做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他处理政事犹如狼牧羊一般。宁成不可以做郡守管理百姓。“

    武帝听从公孙弘之言。

    元朔二年，齐厉王刘次昌畏罪自杀。

    第二年，齐相主父偃被赵王刘彭祖告以受贿、谋害齐王之罪下狱，受金事件也已坐实。

    武帝本不想诛杀主父偃，然而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主父偃是罪魁，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啊!“

    于是武帝诛杀主父偃。

    元朔三年，因门人擅自为自己杀了仇家而被牵累，被迫逃亡已久的游侠郭解被捕。

    然而因为罪行发生在大赦之前，无法将其判罪。

    官员曾经到其家调查时，同乡儒生因说郭解作奸犯科公然违法不能称贤而被其门人所杀并割去舌头。

    因此官吏就此事责问郭解，郭解不知杀人者谁。

    负责此案的官吏便上奏称郭解无罪。

    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以一介白衣行侠弄权，因小事杀人，郭解虽然自己不知道，但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应当判处他大逆无道之罪。“

    于是，郭解就这样在对门人杀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公孙弘的一句话而被枉杀。

    公孙弘平素节俭，汲黯上奏武帝称公孙弘居三公要职，俸禄多却盖粗布被子是欺诈世人沽名钓誉。

    公孙弘坦诚承认，在赞誉汲黯一番后又分别列举出管仲越礼及晏婴勤俭做齐国丞相的例子。

    武帝听了之后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愈加厚待他。

    元朔五年，丞相薛泽被免职。

    武帝欲任用公孙弘为丞相。

    然而，按照汉朝先前的制度，丞相之职一直选用列侯担任，唯独公孙弘没有侯爵，于是武帝下诏封平津乡650户给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

    后世以丞相封侯的实例即始于公孙弘。

    公孙弘出任丞相期间适逢武帝兴建功业，屡举贤良。

    公孙弘亦受此益而数年之间以平民至丞相，于是在丞相府邸建起宾客之馆，广纳天下贤才参与国事的商议。

    并躬行节俭，欲为天下人的榜样。

    每餐只吃一种荤菜和粗米饭，所有的俸禄全部用来奉养朋友及宾客，家里没有余资。

    士人亦因此认为公孙弘贤良。

    由于汲黯经常在武帝面前诋毁公孙弘，公孙弘因此而痛恨汲黯。

    在做了丞相之后，公孙弘向武帝进言右内史地界贵人宗室众多难以治理，不是素来有声望的大臣不能胜任，并建议任用汲黯右内史。

    武帝从公孙弘之言，元朔五年，任主爵都尉11载的汲黯迁为右内史。

    当刘端的胶西国相位空缺之时，公孙弘因董仲舒将其视作阿谀奉承之人而记恨董仲舒，而胶西王刘端凶残蛮横，害死过数位朝廷派去的国相，公孙弘故向武帝推介说只有董仲舒这样的大儒才能够胜任胶西王相之位。

    在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时，河南人卜式上书言希望捐献自己一半的家产以助边事，并且别无所求。

    武帝诏来公孙弘将此事说与他听，公孙弘认为这不是人之常情，并说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为天下人的楷模，如若不然会扰乱法纪，希望陛下不要同意他。

    武帝亦听从公孙弘之言，果然没有给予卜式答复。

    元朔六年，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刘建遣好友庄芷告发淮南王太子刘迁及王后迫害其父刘不害，并说知晓淮南王全部的秘事。

    公孙弘的好友审卿因自己的祖父审食其被淮南厉王刘长所杀，故极力向公孙弘构陷刘长之子刘安的罪状。

    于是公孙弘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决定深入追查此案。

    当朝廷正在紧急深究淮南王及衡山王谋反案党羽之时，公孙弘却病重无法处理政事。

    公孙弘自知无功而侯，认为诸侯谋反是自己为相不称职的原故，并担心自己一旦病死将无法尽责，因此上书请辞丞相之职。

    武帝却赐予公孙弘牛酒布帛，令公孙弘专心养病，并未同意辞职。

    过了几个月，公孙弘身体康复，于是便回朝处理政务。

    武帝召集公卿、列侯及诸侯王共43人与公孙弘共商谋反案，众人皆认为此案性质恶劣，大逆无道，应当诛杀。

    于是公孙弘与廷尉张汤等把众人的议论上奏武帝。

    武帝派遣宗正刘弃持符节去审判淮南王，其后，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公孙弘曾经进言建议百姓不准携带弓弩，称十个贼人张开弓弩，一百个官吏不敢上前。

    盗贼不能及时被捕获，逃脱的就会多对贼人来说弓弩弊少而利多，这就是贼猖獗的原因。

    如果禁止百姓携带弓弩，那么盗贼只能与民众短兵相接，短兵相接则人多者胜。

    以众多的官吏补少数的盗贼，则势在必得。

    盗贼不能从中获得好处便不会再犯法，这是止刑罚之道。

    武帝将此议下由众臣议论。

    光禄大夫吾丘寿王以古人制作兵器的目的，周室衰微而相贼害，秦废王道而乱亡为例，言圣王用教化百姓来代替防暴。

    又云大射之礼，良民自卫皆须弓弩。书奏上后，武帝以吾丘寿王之论反问公孙弘，公孙弘屈服。

    公孙弘通过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把人同天地联系起来，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这个主张实际上讲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

    不过，公孙弘与单纯的法家又有显著区别。他不像韩非那样否定仁义，而是肯定仁义，并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思想。

    由是观之，公孙弘既不是单纯的儒家，也不是单纯的法家，而是把两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

    公孙弘对于边疆问题趋于保守。从建元年间第一次出使匈奴时言不合汉武帝之意到元光年间出使西南后反对通西南夷工程，再到反对置苍海郡、朔方郡及五原郡，公孙弘始终将边境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

    多次向汉武帝谏言停止边疆的营造工程，尽管武帝一直不以为然，公孙弘却从未放弃。

    元朔三年，升任御史大夫不久的公孙弘再次向武帝提出停止西南、苍海、朔方、五原的修建，在被朱买臣驳斥的体无完肤后，公孙弘依然没有死心，自退一步要表示赞成朔方郡的修建但仍然要求停止西南夷、苍海郡的建设。

    武帝这才同意。

    公孙弘认为酷吏行事过于残忍，如果任用酷吏担任郡守之职，势必对待百姓不仁。

    因而反对汉武帝提拔酷吏宁成为郡守。

    游侠郭解在大赦之前多有命案，虽然后期有所转变，然而他的门客却因为他人对郭解不敬而杀人。

    按当时法律郭解应无罪释放，然后公孙弘却谏言郭解之罪大逆不道应该诛灭。

    东汉荀悦认为，游侠在民间作威作福，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们违背道德破坏法纪，造成社会的动乱。

    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