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称臣，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这句话的意思是，王朝建立后，天子去镇守国门；王朝灭亡时，君王哪怕去殉国，也绝不会投降敌人。表达的是一种民族气节、一种责任和担当！

    说起汉武帝，人们自然会想起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

    其实，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颁布《罪己诏》的皇帝，这个罪己诏，对后世帝王的影响，是很大的。

    罪己诏，是古代的帝王在朝廷出现问题、国家遭受天灾、政权处于安危时，自省或检讨自己过失、过错发生的一种口谕或文书。

    而罪己诏的目的：就是皇帝检讨自责，回揽人心！

    它通常是在三种情况下出现：一是君臣错位，二是天灾造成灾难，三是政权危难之时。

    用意都是自责，只是情节轻重有别。

    近代史学家夏增佑先生也评价道：武帝时，为中国极强之世，故古今称雄主者，曰秦皇汉武。

    并称他是“百代帝王”，意思是，刘彻在世时的功绩，不止于对当时朝代的影响，而是影响了后面很多朝代。

    汉武帝刘彻，重用卫青、霍去病等抗匈名将。数十万大军，在风沙中横穿大漠，致使匈奴连连北退，霸气外露，一扫西汉建立以来的颓废态势！

    强兵猛将镇守国门，那场面和气势，那是何等地荡气回肠，激动人心！

    但是，很少有人想起，在那个时代，汉武帝刘彻身边，还有一个叫做桑弘羊的人，这个人，对战争的胜利，国家经济的快速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汉朝和北方边疆匈奴之间的持续性战争不断。

    这个时候，正是桑弘羊在担任大司农等职期间，主抓经济发展和粮食生产，保证了财政供给，有效支援了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桑弘羊，河南洛阳人，西汉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汉武帝的高参，官至御史大夫。

    桑弘羊出身于商人家庭，十三岁时，就以精于心算入侍宫中。

    我们都知道，商人的性格是敢拼敢赢，善于借鸡生蛋，敢于闯荡市场。

    在市场上，他们是最善于借鸡生蛋的一类人，也是最能展示他们胆识和魄力的商人之一。

    他们敢于冒险，敢于承担风险，敢于追求成功！

    这种敢拼敢赢的性格特点，促使了他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具优势，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收益。

    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资治通鉴》）。

    最开始，桑弘羊担任治粟都尉（掌管生产军粮部门），兼任大农令，主要职责是：主抓全国的盐铁专营业务。

    后来，桑弘羊在汉武帝大力支持下，先后推行算缗、告缗、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币制改革、酒榷等经济政策。

    这些政策的实施，规范的市场次序，提高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同时，桑弘羊同志亲力亲为，组织六十万人开垦荒地，保证了军队的粮食供给，为国家的防御匈奴决策，提供了坚实的粮食基础。

    俗话说：生产力决定了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

    这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大幅度增加了汉武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为汉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的壮丽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

    后来，汉昭帝即位，桑弘羊任御史大夫，和霍光、金日磾等两位老同志，共同作为辅政大臣。

    一次，在国家召开的盐铁专项整治会议上，部分思想保守的老同志，不淡定了，指责桑弘羊的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等政策，会导致“与民争利”的后果，矛头直指桑弘羊！

    所谓“与民争利”，意思是，和人民争夺利益，不顾民生，只顾自己的私利。

    在汉武帝时期，有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卜式，他从一位放羊的羊倌，最后升到了官至三公！（确实很厉害）

    会放羊，就会做官！羊倌的意思是不只是放牧羊群，治理老百姓也是如此。

    大家看看卜式的攻击桑弘羊的正当理由：说桑弘羊让官吏参与市场买卖。

    但是，大家好好想想：这事要是没有汉武帝点头，桑弘羊能下命令吗？

    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资治通鉴》•汉纪十二）。

    卜式把这事情翻出来，说桑弘羊，但其实和指桑骂槐（武）一样。

    现在，卜式用这些事情来搞桑弘羊，那不就是打汉武帝的脸吗？

    我认为：官场半生磨一剑，智慧与贪婪的较量！汉武帝也是在卜式和桑弘羊这两个人之间，做出一种权术的平衡！

    会上，桑弘羊坚持己见，与意见相反的老同志，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会后，桑弘羊也适当修改了酒类专卖为征税，其他经济政策和措施，仍然沿用不变。

    洛阳花开映日红，古城碧水映天蓝。

    夜幕下的洛阳，华灯初上，更显出其神秘与魅力！

    洛阳之美，千古传承，天下文化名城。

    洛阳是西汉一大商业都会，悠久的商业传统，对洛阳的民俗，产生了巨大影响。

    此外，洛阳人文荟萃，流传有苏秦刺股、佩六国相印等的传说。

    这样的历史文化环境，对桑弘羊的经济思想，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小时候，桑弘羊就能够帮助家庭，进行一些理财活动。

    学而优则仕！从小到大，出相入将、封土拜爵的出仕立功的思想，牢牢占据着桑弘羊的头脑。

    后来，朝廷下诏书，提拔桑弘羊入宫，任侍中职位。从此以后，桑弘羊踏上了仕途的道路。

    俗话说：近水楼台，先得月！而长期在汉武帝身边伴读，使得桑弘羊与武帝之间，形成了亲密默契的君臣关系。

    这种亲密和默契，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国泰民安，增加了砝码。

    公园前120年，为了应对因对外战争，造成的财政亏空问题，武帝采纳郑当时的建议，下令实施盐铁官营政策，将原属少府管辖的盐铁划归大农令，由国家垄断盐铁的生产。

    公园前115年，武帝提拔桑弘羊为大农丞，统管国家的会计事务。

    公园前89年，汉军出兵西域，再次攻破车师后，桑弘羊与田千秋大臣等联名上书，建议汉武帝扩大轮台屯田，加强轮台、渠犁的屯田规模，以保障军粮供给。

    田千秋是一个眼睛里容不得沙子，非常正直的人。

    他认为朝廷的奸臣，应该罪该万死，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和不满。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汉武帝。信中，他详细地陈述了那些奸臣的罪行，同时还提出了许多有关国家政治和治理的建议。

    这封信深深地打动了汉武帝，使他决定对这些奸臣进行严惩，并采纳了田千秋的建议。

    汉武帝对田千秋印象极佳，认为他是个有才干的人，于是就直接提拔他做了丞相。田千秋成为丞相之后，他的治理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特殊的时刻，选择一个平庸的人作为丞相比选择一个优秀的人更加合适，而田千秋恰好是最合适的人选。

    田千秋的成功上位，除了他的运气外，也离不开他为太子申冤的勇气和决心。

    然而，田千秋的光辉时刻并不长久。

    他的改革虽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但也遭到了来自皇帝的强烈反对。

    汉武帝逐渐变得独裁，对田千秋越来越不信任。最终，汉武帝让田千秋下台，将他贬为庶民。

    辅政大臣中，金日磾早早的去世了，而田千秋不任事，大权主要在霍、桑、上官三人手中。

    霍光深得汉武帝的信任，在昭帝继位后地位尤为突出。

    桑弘羊则在资历、功劳等方面优于霍光。

    两人存在权力之争，在政见上也有所不同。

    上官桀又与霍光有儿女亲家，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娶了霍光的长女为妻，换句话说：霍光是上官安的岳父。

    虽然是亲家，但是，上官桀或许是考虑到桑弘羊在朝中根基深厚，也逐渐倾向联合桑弘羊，大义灭亲，对抗霍光。

    始元五年六月，杜延年建议履行文帝时期政策，提倡节俭、对民宽和，霍光采纳，诏令三辅、太常各举“贤良”二人，各郡国察举“文学”一人。

    在会议上，从民间来的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包括盐铁等经济政策在内的汉武帝的内外政策，展开了激烈论辩。

    通过这次会议，霍光成功利用贤良文学批评和打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赢得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也使得官营政策有所收缩，罢黜了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

    公元前80年，上官桀等筹划政变，由鄂邑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命埋伏的兵士将霍光杀掉，废除汉昭帝，拥立燕王刘旦。

    可以说，桑弘羊的主要作为都与汉武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武帝即位后，凭借西汉前期七十多年的积蓄，国家财政本来非常富裕，但由于武帝的“有为”，尤其耗费巨大的对外战争，兼之大兴功业和救灾，以及朝廷上下的奢靡，仅仅二十年后，国家财政就开始频频出现亏空。

    在桑弘羊总管国家财政期间，为了彻底解决财政困难问题，桑弘羊制定或修订、实施了诸如机构改革、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一系列新的财经政策。

    这些措施大幅度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收入，为武帝继续推行文治武功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有效保障了抗击匈奴战争的进行，从经济上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统一，遏止了富商大贾和豪强兼并势力的发展。

    最初提出这个办法的是御史大夫张汤，元狩四年曾颁布了推行法令。

    但由于当时的大农令颜异不赞成此事，所以未能认真贯彻执行。

    公元前114年，桑弘羊出任大农丞一年后，在汉武帝的大力支持下，算缗告缗迅速在全国展开，尤其杨可所主持的告缗更是雷厉风行。

    中等以上的工商业者纷纷破产，而政府的国库则充实起来。

    汉武帝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胜利后，为了巩固边防，从根本上解决边防军的粮食供应问题，沿袭西汉前期的民屯政策，继续大规模地执行汉文帝时晁错提出的移民实边策略。

    为了进一步巩固内地军事要塞，武帝时又开发出军屯。

    在桑弘羊的谋划和组织下，这次大规模的军屯活动得到了圆满成功。

    多达六十万人的屯田部队，像开垦南泥湾的部队一样，一边从事于农业生产，一边肩负着边塞保卫任务，为保证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开发西北边疆、减少军费开支和巩固边防的重要作用。

    因为这么搞，山东获得粟米600万石，一年间太仓、甘泉仓爆满，边境仓库也丰饶很多，同时还收获布帛500万匹（古代布帛和钱币都算硬通货），做到了民不加赋而朝廷开支充沛。

    山东漕粟益岁六百万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资治通鉴•第20卷汉纪十二》）。

    虽然桑弘羊的措施，对恢复和发展经济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也导致了货币轻重不一，币值混乱的问题。

    公元前113年，为了彻底整顿货币，汉武帝接受桑弘羊等人的建议，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

    公元前117年，孔仅和东郭咸阳就提出了一个实施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

    盐的官营，采用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铁的官营，则由官府彻底垄断。

    为了尽快搞钱，汉武帝还是很快批准了这一方案的！

    在最初几年里，盐铁官营特别是铁的铸作曾取得明显成效，但由于他们多选用商贾担任盐铁官，所以不但执行的不彻底，还造成了严重的吏治混乱现象，

    桑弘羊掌管财政大权后，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对郡国盐铁官分别予以整顿，并增加了盐铁官的设置地区。

    由于资金雄厚和人力充足，在盐铁官营全面实施后，它们生产规模都迅速扩大起来。

    官营盐铁业的规模化生产，无论其资金、设备和人员方面，还是降低成本、实行标准化生产和工艺技术改进方面，对于规模一般很小的私营盐铁业来说，都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总结后，桑弘羊对大生产的优越性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

    在二十多年后的盐铁会议上，桑弘羊为了捍卫盐铁官营政策，就指出官营盐铁业的大规模生产要优于私营盐铁业的小规模经营。

    然而，由于官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种种弊端，盐铁官营也存在一些比较严重的问题。

    为了完成规定的任务，官营铁器只注重产量，所生产的铁器多为应用很少的大农具，根本不适合农民使用。

    不仅如此，官营铁器还存在成本高、质量低、不准挑选、购买不便、强买强卖和强迫农民服役等问题。

    更重要的是，官营盐铁的价格昂贵，许多贫民都根本买不起。

    均输法规定，凡郡国应向朝廷贡纳的物品，均按照当地市价，折合成当地土特产品，上交给均输官，由均输官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

    这种做法既可以避免商贾的中间盘剥，大大降低收购的成本，又可以免除郡国向朝廷输送贡物人力和物力的浪费，同时还可以流通物资，并随时调剂国家所需要的物品。

    而朝廷不费分文即得到了各地的土特产品，并通过这些物品的转运贩卖获得巨额的利润。

    公元前110年，由于官府自行买卖，互相竞争，从而导致物价，为了平抑物价上涨，桑弘羊在全国普遍推行均输。

    史载国家向急需粮食的地区调运粮食，而大农诸官则都向京城运送粮食，结果使山东漕运由汉初的数十万石竟猛增到六百万石。

    同时，太仓和甘泉仓这两个著名的国家粮库都装满了粮食，边郡粮库也都有余粮，通过均输所直接获得的赢余有五百万匹帛。

    均输法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些均输官征收贡物，不是征收当地能够生产的土特产品，而是征收当地没有的物品。

    大农诸官以各地均输的物品和工官生产的车船、器具为后盾，当京城某种商品过分涨价时，就以平价向市场抛售，使其物价下降;反之，如果某种商品价格过低，就大量买进，促使物价回升。

    桑弘羊实施平准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稳定物价，但也有营利作用。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是控制市场、平抑物价政策的两个不同侧面。

    但同样也出现了一些弊端。

    一方面，官府乱发号令，强迫收购各种物品，导致物价上涨，为商贾牟利创造了条件;另外，官吏直接从事贸易，也必然会出现营私舞弊、官商勾结甚至囤积居奇的现象。

    这些措施的施行，增加了财政收入，特别是增加国家粮库的储存，仅仅是元封元年一年，国家粮库即堆满了粮食。

    尽管如此，从总体上看，桑弘羊的理财措施仍可以说取得了巨大成功。

    武帝对此也非常满意，所以特别给桑弘羊赐爵为左庶长，黄金二百斤。

    早在殷商时期，酿酒业就相当发达。到了西汉时期，随着农业的恢复、发展和粮食的不断积累，酿酒业又有了新的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由大农部丞负责监管和指导各个郡国的财经事务，改变以往对财经多头管理的弊端，同时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财经管理系统，为保障和推行新的财经政策做好人员上的准备。

    在桑弘羊看来，农业并非财富的唯一源泉，工商业尤其商业同样是财富的源泉，甚至提出工商业的发展还制约着农业发展，指出：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

    正因为强调工商富国，所以站在国家的立场，桑弘羊极力主张采取积极的财政调控政策，由国家积极介入工商业以增加经济性收入。他所定制的各项经济措施，都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这些措施有力地打击了富商大贾的势力，减轻了人民负担，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收入。

    他主张对外贸易有两个主要目的:通过对外贸易来控制外国，即尽可能向国外输出多余商品，以造成国外对国内商品的以来，从来导致其政治上的被动。

    他认为，只要严格控制出口，并大量输出国内丰富的黄金和丝绸，就能从急需黄金和丝绸的敌国换取国内需要的商品。

    不但可以削弱敌国，还可以保证国内市场的供应，同时，禁止铁兵器的贸易，还可以使西域各国的军队难以与汉军抗衡。

    但到武帝后期，各项政策的弊端逐渐凸显，到盐铁会议前，政策调整已十分必要，而他在盐铁会议上却充当了反对调整的顽固派的角色，并在此后的政治斗争中自取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