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后元七年农历六月，汉文帝去世。同年六月初九，太子刘启继承帝位，就是汉景帝，尊祖母皇太后薄姬为太皇太后，尊母亲皇后窦氏为皇太后。

    刘启通过先提拔晁错担任内史，然后又升晁错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之一。

    晁错经过分析，告诉刘启要特别提防诸侯势力最强大的吴王刘濞。

    刘濞已经暗中准备了四十来年，他私自铸钱，又煮盐贩卖，为了积蓄力量，他还招纳逃犯，谋反之心越来越显露出来。所以，晁错极力主张刘启削夺各王的封地，即削藩。

    刘启听从了晁错的建议，决定先削夺吴国的会稽和豫章两郡。刘濞见朝廷开始动手，不愿束手就擒，在汉景帝前元三年联合各地诸侯王打着诛杀晁错、安定国家的旗号反叛作乱。

    这次叛乱共有七个诸侯王参加，史称为“七国之乱”。

    刘启知道了七国反叛的消息，就派太尉周亚夫带领三十六个将军去攻打吴国、楚国；派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派将军栾布攻打齐国；派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国、赵国的军队。

    窦婴向刘启引见曾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刘启召袁盎进宫相见，趁机劝说刘启杀掉晁错，以保国家安全，平息叛乱。

    刘启采纳了袁盎的计策，便杀了晁错。

    而七国之乱并没有因此而停止，刘启调派周亚夫等将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用截断叛军的粮道然后坚守不出的战略，最终击溃了叛军，用三个月将叛乱彻底平定。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刘启趁机将各诸侯王国的权利收回中央，又大量裁撤诸侯国的官吏数量。

    诸侯王不再有行政权和司法特权。经过七国之乱，诸侯王的割据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平定了七国之乱，为汉景帝的统治续上了一口气的周亚夫，居然因为在汉景帝的宴上，因为要了一双筷子，而让汉景帝感叹：“这样的人，怎么可以辅佐太子。”让汉景帝起了杀心。

    周亚夫为何因为一双筷子，而送了命呢？

    周亚夫是西汉的开国名将，担任过太尉和丞相的周勃的第二个儿子，他早在汉文帝时期就担任河内守，并且被封了侯。

    这个侯爵本来应该是他的哥哥周胜之世袭父亲的，但是因为周胜之杀了人，而汉文帝是因为周勃和陈平的拥护才能在所有刘氏宗亲讨伐诸吕之乱的人群中脱颖而出，以庶出的身份却当上皇帝的，所以没有剥夺周勃一家的爵位，让众人推举一个周家儿郎来继承，而周亚夫就是这个众望所归的男子汉。

    得到众人的拥护，证明大家很赏识周亚夫的能力，而周亚夫并没有辜负大家的赏识，在后来被汉文帝刘恒封为将军。

    在细柳练兵抵御匈奴的时候，汉文帝前往观看了一下周亚夫治军，不禁感叹，周亚夫治军简直就跟小孩子过家家一样简单，于是在临死前对继任的汉景帝刘启说，如果遇到情况，可以让周亚夫带兵，不知道此时的刘恒是不是已经看到同姓诸侯王的势力已经太过强大了。

    刘启即位之后就封周亚夫为车骑将军，这可是三公将军之一，在将军里仅次于大将军，可见刚即位的刘启确实是很需要周亚夫的。

    不久之后因为重用想要削藩的晁错，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发起了七国之乱。

    吴王刘濞的世子在文帝时期曾经跟随吴王到宫里做客，因为在吴王封地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气焰，所以在当时尚是太子的刘启面前毫无一点臣子该有的样子，一次下棋时被刘启用棋盘误杀，刘濞因为此时与文帝闹得不可开交。

    自那时起，刘启就对吴王十分忌惮，才有了后来急急忙忙用晁错削藩的举动，但却引来了七国之乱。

    周亚夫在此时临危受命，以太尉的身份带兵出击，在梁王抵住七国正面的情况下，率军偷袭七国后方，七国回军攻击汉军的时候，周亚夫凭借着过人的指挥能力抵挡住了七国军队的进攻，让七国军队被迫因粮食短缺问题撤军，而周亚夫抓住时机出兵，一举平定了七国之乱。

    因为此战对汉朝仿佛有再造之功，五年之后，周亚夫也和他的父亲周勃一样，当上了大汉的丞相，走向了自己的人生巅峰。

    如果要为周亚夫被汉景帝厌恶找几个原因的话，那他刚正的性格绝对算一个。

    周亚夫为人刚正，这也是他为什么能治理好一支军队的原因，但也正是为什么他搞不好朝廷里的人际关系的原因。

    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景帝的弟弟梁孝王刘武因为血缘关系，毫不犹豫地站队汉军，又因为梁国的地理原因，所以七国叛军毫不犹豫进攻梁国，梁孝王向周亚夫求助，周亚夫不为所动，只是带兵绕道偷袭叛军的后方粮道，起初汉景帝是同意周亚夫的做法的，但是后来梁王求助汉景帝，念及骨肉之情，连汉景帝都请求周亚夫派兵救梁王，但是周亚夫仍旧不为所动。

    事实证明周亚夫的做法在战略战术上来说是完全正确的，打了胜仗后，刘启也能不去计较周亚夫的独断，毕竟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周亚夫在战后没有处理好和梁孝王的关系，而景帝的母亲窦太后又一直偏爱梁孝王，所以此时的周亚夫已经是得罪了汉景帝身边两个最亲近的人了。

    后来汉景帝想要废立太子，于是询问丞相周亚夫的意见，周亚夫严辞反对，废立太子乃是天子的家事，这种问题几乎怎么回答错的，但是周亚夫直接反对汉景帝的做法，对于一个朝臣来说是错的最离谱的答案。

    景帝立王美人为皇后的时候，窦太后想封王皇后的哥哥王信为侯，以此来和王皇后搞好关系。

    景帝就此事询问周亚夫意见，周亚夫完全没有明白窦太后和皇帝的意思，以王信没有功劳为理由反对了，顺便也把王皇后得罪了。

    后来匈奴将军投降，景帝十分高兴，想给他们封侯，以鼓励匈奴人南下投靠汉朝，而周亚夫就不高兴了，他认为应该严惩这些叛国的匈奴人，不然以后就不足以震慑不守节的大汉将士，但是刘启执意封侯，周亚夫就因为此事托病要辞职。

    以上几件事，可以看出周亚夫为人刚正不阿，总能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值得赞赏的，但在一些细节的处理上难免会让汉景帝觉得面上无光，觉得周亚夫不给面子，周亚夫是个军事上的天才，却也是个政治上的白痴，这也为他后来的遭遇埋下了伏笔。

    刘启设宴，故意没有给周亚夫餐具，想看看周亚夫的脾气是否改了，想把太子托付给他。周亚夫看到自己的餐桌上没有餐具，就向宫人要，刘启冷冷回复他“就这样还不能让你满意吗？”

    周亚夫连忙下跪认错，但刘启“起”字还没说完，周亚夫的突然自尊心爆棚，站起身来就朝外走去，留下了已经有了杀心的刘启。

    如果说仅仅是人际关系处理不好，其实刘启还不一定会对周亚夫起杀心，周亚夫的存在对于刘启的统治来说，其实就是一种威胁。

    或者说每一个权力和周亚夫一般的人对于汉朝统治者来说都是一种威胁，即便是这个人对于朝廷忠心耿耿，但是刘家就是缺少这么一种安全感，就像汉初的韩信等人，又比如后来的霍光一家。

    当功臣的权力足以动摇皇权的时候，矛盾就随之产生了。

    周亚夫和他的父亲周勃很像，都有再造大汉的功劳，周勃驱逐了吕后的子孙们，并且拥戴文帝刘恒，开启了文景之治；

    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保住了刘启的皇位，延续了文景之治。

    周勃因为功劳，当过太尉统兵，也当过丞相执政；周亚夫也同样担任过太尉，担任过丞相。

    文帝因为周勃的从龙之功，以及顾虑周勃的足以左右皇位的权利而让周勃担任丞相，等到皇位稳固之后找借口给周勃下了狱；

    文帝的儿子也因为周勃的儿子平叛的功劳和在军界的威望让周亚夫担任丞相，后来皇位稳固之后也因为顾虑周亚夫的功劳和威望让周亚夫辞职。

    的确，像周亚夫这样在军界已经混迹了多年，有了极高的威望，而且又多次顶撞过自己的人，如果叛乱，刘启是万万抵御不了的，像这样功高震主的人，刘家的传统就是除之而后快，偏偏周亚夫又是那种自尊心极高的人，他哪受得了皇帝这样的排挤，于是就绝食自杀了。

    无论是唐宋的武庙七十二名将，周亚夫都能上榜，足以说明后人对其军事才能的推崇，然而政治和军事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在战场上能够叱咤风云的人物，有几个能在朝堂上得以善终呢？

    多少名将不是死在战场上，而是死在朝堂上，周亚夫终究也不能幸免。

    景帝前元三年，爆发了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王国的叛乱，史称吴楚之乱，或“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的发生，既有远因，也有近因。

    高祖十二年，刘邦立兄刘仲之子刘濞为吴王。

    吴王刘濞开铜矿，铸“半两”钱，煮海盐，设官市，免赋税，于是吴国经济迅速发展，刘濞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生。

    文帝时，吴太子入朝，与皇太子刘启（即景帝）博弈，因争棋路发生争执，皇太子抓起棋盘将吴太子砸死。

    太子因为一盘棋竟然打死了自己的嫡长子，而且一点没有道歉的意思，这使刘濞大为恼火。

    当汉文帝派人将尸体运回吴国，吴王刘濞愤怒地说：“天下一宗，死长安即葬长安，何必来葬？”又将灵柩运回长安埋葬。

    从此，刘濞称疾不朝。

    汉文帝干脆赐他几杖（茶几、手杖，对老年人尊敬和优待的象征），准许他不用朝请。

    但吴王刘濞不但没有和好的意思，反而更加骄横。

    汉景帝即位后，吴王刘濞日益骄横，反迹也越发明显。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收归汉廷直接统治。

    他给景帝上《削藩策》，力主“削藩”，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迅速），祸小。不削，其反迟，祸大。”

    晁错的父亲得知此消息，立即大骂晁错不孝，并与其断绝父子关系。

    在后文中可以看出老人家的远见。

    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削藩”建议，于景帝前三年，以卖官等各种无理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

    景帝前三年正月，汉朝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

    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遍告各诸侯国。

    消息传来，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楚王刘戊、赵王刘遂等，也都起兵配合。

    以吴、楚为首的“七国之乱”，终于爆发了。

    刘濞发难后，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并与楚军会合后，组成吴楚联军。

    随即挥戈西向，杀汉军数万人，颇见军威。梁王刘武派兵迎击，结果梁军大败。

    叛乱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景帝立即派中尉周亚夫（绛侯周勃的次子）为太尉，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叛军，派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并命窦婴（窦太后堂兄之子）为大将军，驻荥阳督战。

    景帝派周亚夫等迎击叛军的同时，内心却摇摆不定，这给了袁盎以可乘之机。袁盎原为吴相，与刘濞关系甚密。

    袁盎对景帝说：“方今之计，独有斩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

    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果然相信袁盎的话，表示“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于是腰斩晁错于东市，并残酷地诛其九族。

    虽然晁错一片忠心，但削藩的方法毕竟不能使诸侯服气。

    这样削藩只能使问题进一步激化，并且给了七国一个发兵的理由。

    景帝诛晁错，去掉了七国起兵的借口，然而七国仍不罢兵，这就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叛的面目。

    景帝后悔莫及，于是决定以武力平息叛乱。

    周亚夫像汉军很快平定了七国之乱，吴王濞逃到东越，被杀。

    七国之乱是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间的一次关键性的战争，仅仅三个月就胜负分明。汉廷为何速胜？叛军为何速败？其答案至少可以归纳出以下三点：

    臣心、军心、民心的向背。

    汉朝建立以来，偃武修文，与民休息，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日渐好转，所以臣民拥戴汉室。

    如平民赵涉向周亚夫建议：汉军经蓝田出武关，即可迅速控制洛阳军械库，又可避开吴楚伏兵，取得出奇制胜的效果。

    相反，吴楚等七国为了各自的私利，驱使百姓，挑起战火，犯上作乱，破坏安定，再加上勾结匈奴，更为广大人民所厌恶，所以遭到国内从上到下的反对。

    策略、战略得当。

    七国叛乱事起，太尉周亚夫就向景帝献计说：“楚兵勇悍，正面交锋恐难取胜，希望弃梁国之地，然后断绝吴楚粮道，就可以平定他们了。”

    此计是以暂时放弃某些空间来换取时间，达到牵制叛军、挫其锐气的目的。

    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周亚夫的判断。

    人才运用得当。景帝深谙用人之道，如以太尉周亚夫为汉军主帅，可谓选帅得人。

    而吴王刘濞虽能广泛招纳天下亡命之徒，但却不能真正任用他们。

    七国失败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

    景帝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着手解决王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

    调整诸侯王国的设置。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保存楚国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

    继续大力推行削藩。此后，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其实际地位已经降为郡级，国与郡基本上趋于一致。

    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而中央直辖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使汉郡总数大大超过诸侯王国郡数。

    这一变化，对于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意义十分重大。

    抑贬诸侯王的地位。“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剥夺和削弱诸侯国的权力，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取消“诸侯皆赋”，仅保留其“食租税”之权，并且收夺盐铁铜等利源及有关租税。此后，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

    经过景帝的改革，汉初推行的诸侯王国制，至此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诸侯王在名义上是封君，实际上“唯得衣食租税”而已；但是诸侯王势力并未彻底解决，以致后来汉武帝不得不继续采取相应的措施。

    景帝时期是匈奴“最强大”的时期，强大的匈奴骑兵南下进击汉地，烧杀抢掠，严重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

    而此时汉朝社会经济有了恢复和发展，但要战胜匈奴，条件仍不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景帝怎样处理汉匈关系呢？总的来说，是有战有和，但和多战少，以和为主。

    景帝坚持和亲，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军事冲突，为经济发展赢得了时间，为以后汉武帝反击匈奴做了准备。当然，景帝并不是一味妥协，也进行了必要的抵御。

    在不多的反击匈奴的战斗中，涌现了李广、程不识和郢都等一批卓越的将领，其中尤以“飞将军”李广最为突出。

    李广，陇西成纪（今甘肃庄浪西）人。他的先祖李信是秦国名将。所以李广堪称将门之后。李广有一套不正规的治军方法，非常适合于塞外的地理条件和敌情条件，他的部队简单、机动、长于应变。

    所以司马迁称赞他说：“勇于当敌，仁爱士卒。号令不烦，师徒向之。”

    匈奴人一听李广的名字，就感到害怕，以致他们称李广为“飞将军”。

    景帝除了支持李广、程不识等边将对匈奴抵抗，及维持和和战战之外，还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以后武帝时期匈奴问题的彻底解决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主要有两项。

    马政：“造苑马以广用”。中原内地自古以来就缺马，这样既不利于骑兵的壮大，又无法适应生产发展的需要，更限制了交通、运输等事业的发展。

    景帝即位之后，继续进行马政建设。他下令扩大设在西边（如北地郡）、北边（如上郡）的马苑，而且鼓励各郡国及民间饲养马匹。

    由于景帝时期养马业的大发展，军马生产颇具规模，属于官府的马匹发展到了40万匹，民间的尚且未计。

    实行“卖爵令”及“黩罪之法”。

    这两项措施都是在文帝时由太子家令晁错提出，并被文帝批准实行的。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了这些被证实是有效的措施，并使它更为完善。大批徙民充实于边地，成为一支兵农混一的垦戍队伍，不但减轻了内地百姓的徭役，而且争取到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

    西汉棉袍对景帝在政治上的传统评价是“清静恭俭”：“清”，是为政少事；“静”，是安定百姓；“恭”，是善待臣民；“俭”，是节省汰用。景帝继续执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重农抑商，发展经济

    景帝即位后，继续执行重农抑商这一既定国策。景帝说：“农，天下之本也。

    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以为币用，不识其始终。”因此，他多次下令郡国官员以劝勉农桑为首要政务。

    景帝允许居住在土壤贫瘠地方的农民迁徙到土地肥沃、水源丰富的地方从事垦殖，并“租长陵田”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同时，还多次颁诏，以法律手段，打击那些擅用民力的官吏，从而保证了正常的农业生产。

    景帝曾两次下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还禁止内郡以粟喂马。

    文景时期的社会渐趋稳定，物价日益低廉，据学者统计，在整个西汉时期，文景统治的近40年内，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米价下跌的幅度最大，这就为其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轻徭薄赋，约法省禁

    景帝时期，对农民的剥削（赋役）、压迫（法律），较以前有所减轻。所谓约法省禁，就是法令要西汉帛书简约，刑网要宽疏。

    前元元年，景帝即位伊始就颁布了诏令：“令田半租”，即收取文帝时十五税一之半，即三十税一。

    从此，这一新的田租税率成为西汉定制。在降低田租的第二年，景帝又下令推迟男子开始服徭役的年龄三年，缩短服役的时间。这一规定一直沿用至西汉昭帝时代。

    景帝在法律上实行轻刑慎罚的政策：其一，继续减轻刑罚，如前所述，对文帝废肉刑改革中一些不当之处的修正。其二，强调用法谨慎，增强司法过程中的公平性。其三，对特殊罪犯给予某些照顾。

    景帝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发展已达到相当的程度，所以统治阶级上自景帝，下至郡县官都逐渐重视文教事业的发展。

    当时在教育领域中最突出的就是文翁办学。

    文翁，庐江郡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人，年轻时就好学，通晓《春秋》，以郡县吏被察举（即郡国守相经过考察后向朝廷推荐），景帝末年任命他为蜀郡太守。

    文翁首创了郡国官学，对文化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他的成就得到后人的肯定，武帝很赞赏文翁的办学模式，在全国予以推广。

    景帝一面弘扬文教礼仪，一面又打击豪强。

    为了保证上令下达，景帝果断地采取了多项措施，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在修建阳陵时，效法汉高祖迁徙豪强以实关中的做法，把部分豪强迁至阳陵邑，使他们宗族亲党相互分离，削弱他们的势力，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

    二是任用酷吏，如郅都、宁成、周阳等，严厉镇压那些横行郡国、作奸犯科者，收到了杀一儆百的功效，使那些不法豪强、官僚、外戚等人人股栗，个个惴恐，其不法行为大大收敛，这便局部地调整了阶级关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由于推行了上述措施，就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口翻番，国内殷富，府库充实。

    据说，景帝统治后期，国库里的钱堆积如山，串钱的绳子都烂断了；粮仓满了，粮食堆在露天，有的霉腐了。

    但是，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贫富悬殊的分化。

    这种状况，既为后来汉武帝实施“雄才大略”，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给西汉中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