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一个个长大都上了托儿所，我又上班了，有个地方上来的女人教会我打腰子，就是用十二根芨芨草拧成一股绳，卖给老乡用来捆麦子，一毛钱一根，这是我学到的第二个赚钱的方法。

    割的草有两种途径卖钱，芦苇草是直接晒干了卖，芨芨草就用来打腰子卖，一年下来能卖出几百块钱，是不得了的一大笔钱呀。

    割草一般都是我去，因为我是一个女人，也不管别人说什么。但我是不敢在庄稼地里割，趁着天蒙蒙亮去排碱渠边上，一些沟里、路边上割草，虽然效率不高但不让人找我麻烦就行。

    我丈夫陪着三个孩子在家，做早饭，快上班的时候我才赶回来，他已经把孩子都收拾好了，匆匆吃过饭我们就送孩子去托儿所后上班去。

    有时候我丈夫去割草，我在家管孩子，为了过好日子，我俩很默契的配合着，事事都安排得有条有理，所以小日子过得比大多数人都强，可也因此招来一些人的嫉妒。

    1972年的夏天，一位姓肖的人去汇报说我在油菜地里割草，指导员把我丈夫叫去问，我丈夫是很清楚我不会去庄稼地里割草的，因为我的出身和他受到的迫害，让我们一直谨小慎微的活着。

    我丈夫很肯定的说：“指导员，张定华肯定不会去庄稼地里割草的，因为她这个人我很清楚，不管是谁打的小报告，希望他能够实事求是，没有的事情胡乱编瞎汇报，会把他后人的话都说完了，指导员你也劝劝这个人不要说瞎话，要留一点话给他后人说。”

    没有想到我丈夫一语成谶，后来这位姓肖的人生了三个孩子，没有一个会说话，说起来是令人唏嘘的事情，但被他打过小报告的不少人还是觉得这就是现世报。

    有一天我正准备下班，指导员喊我到办公室问话，旁边有位派出所的人在做笔录，窗外就是篮球场，很多年轻人都在打篮球。

    指导员一看到我就拍着桌子严厉地质问：“你小子一年挣多少钱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一年挣的钱比我的工资都高。”

    我觉得他欺人太甚也拍着桌子回应：“指导员，既然你这样说，我挣的钱比你的工资还高，我有个条件，”我指着窗外打球的那些人说：“你现在就敲钟叫二连的人统统来集合，你向他们宣布，你把指导员的职务给我，我这一年的收入全都归你，你的工资我不要，还是你的，我只要你的职务就行，你能做到吗？”

    我们对着拍桌子吵了起来，那些打篮球的年轻人闻声而来，趴在窗户上看，指导员有些下不来台。

    有个叫彭正权的是中师学生，他和我丈夫关系好经常一起打篮球，就跑过来劝我：“张同志啊，不要发火了，你和指导员都停下来，不要吵了，这样吵下去影响不好。”

    我听他的劝想着不吵了，没想到指导员又说：“有人汇报说别人给你们家送了一麻袋苞谷。”

    又是个完全是没有的事情，我就问：“胡说八道，你要重事实，不信你现在就去搜，我家房子就这么点地方，如果有人给我们送一麻袋苞谷的话，我能放在哪里？就这几天时间我们能吃完吗？没有事实没有根据的话，你作为一个指导员，这样胡说八道是要负责任的啊。”

    我们就这样又吵开了，要不是彭正权左右相劝，指导员真是下不了台。

    快过年了，连队的壮劳力都集合去了苇子湖割苇子，我丈夫也去了，割的苇子要打帘子，给牲口棚用来冬天挡风的。

    一天下着鹅毛大雪我去买过冬的年肉，那个时候买东西都是按计划供应的，按人口分配，我把三个孩子安排在家里，冒着大雪去买肉。

    卖肉的地方是在马号那，肉都是一大条一大条的的切好摆的整整齐齐的，按照名字排队买，等到喊到我家的名字时，正是一条条肥肥白白的漂亮肉，我很高兴，在那个年代买肉要买肥的，因为肥肉炒菜有油水，谁也不想要猪屁股上的精瘦肉。

    没想到卖肉的赖某某看到是我们家，就东翻西找出一些疙瘩肉，都是屁股上的精瘦肉，我面前摆的长条肉一块都没有，他把肉称好往我的篮子里放，我越看越生气，等他装完了回到卖肉的位置上时，我就把那一篮子肉高高举起来奋力向他砸了过去。

    我全身颤栗用发抖的声音说：“我今天买的是我们一家人的计划肉，又不是买你儿女的肉，这点肉我们要过一个冬啊，可你给我的是什么样的肉啊？你面前摆的是什么样的肉？”

    说完我就跑回家，篮子和肉都丢在那里，老大问我：“妈，你买的肉呢？”我说：“嗯，今天没有卖的。”

    不能把这些事情告诉小孩呀，不管受到什么欺负和冷眼，都不能叫孩子知道，多少的伤心和泪水只能偷偷往肚子里流。

    两周后，我丈夫从苇子湖收工回来，李少仁和雷正义两位连长让赖某某带着一篮子肉给我们送来了。

    李连长对我丈夫说：“你看你老婆，给你卖这么好的肉还不要，还说这个肉不好，你老婆太厉害了。”

    我看了一眼篮子里装的都是长条的好肉，我说：“李连长，凭良心说，那天如果有这样的一块好肉，我也不会发火，咱们都是做父母的人，要凭着良心说话，我是通情达理的人，不会做无理取闹的事，我自己都觉得丢份儿。”

    我丈夫马上打圆场，笑着和连长开玩笑：“你说我老婆厉害，那我打她一顿好不好？”

    连长就嘿嘿的笑：“千万不能打，以后不要那么厉害就行了。”

    赖某某也是地主出身，但很会溜须拍马，尤其对出身不好的人下手特别狠，他的独子成天偷鸡摸狗，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有一位姓黄的四川老乡，我们两家关系很不错。她因为丈夫是红人割草都是在庄稼地里割的，但她卖不掉，就偷偷找我们帮她卖草，我丈夫去料养场找到场长伊米其，把我们两家的草一起卖掉了。

    伊米其场长是维族人，被毛主席接见过，还是位共产党员，是个讲信用的好人，我丈夫和他很熟悉，我们的草大部分都卖给了他。

    后来我们家卖草的时候，她丈夫去汇报：“赵连长，老李家今天要卖草，卖给料养场。”

    赵连长就喊了几个人一起去拦截马车，马车已经装了满满一车草，截住后让赵连长让伊米其场长打个收条才能走，伊米其就随手写了一张，都是维吾尔文，谁也不懂，他们拿到了条子就放行了。

    结果她丈夫拿着条子到料养场去兑现，才发现这根本是个无效的条子，其实伊米其当时装草的时候就给我们打好了条子，而这张条子不过是伊米其胡乱画了几笔糊弄他们的。

    和我们一排房子的头上有一个姓胡的四川老乡，一次看到养路段的主任赶着马车到我家买草，他就去汇报，叫了几个人把马车截住，要把草都卸下来没收。

    养路段主任张云中是国家干部还是共产党员，一点不害怕这些人，说：“我是为国家做事情，不是为我自己，如果你实在要呢，就把我们的车和人都带走，这车草我都付过钱了，现在属于养路段。”

    这一番话说的他们几个不吭声了，但还是强硬的拦着不放。

    张云中很生气：“你要是把我们全都截到你们单位去，看以后我们地方上的人怎么对你们，到时候你要怎么交代？”

    就这样姓胡的人纠缠了几个小时后，也只能放行了。

    张云中和我丈夫是老乡，他来买草是正常工作，姓胡的就是眼红我们生活过得好。他老是搞假汇报，什么坏事都冲在前面，二连的人都恨死他了，这个人没过几年就患病去世了。

    在那个年代出了不少是非颠倒昧着良心说假话的人，但最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我亲眼看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无论是在我家乡还是在这里都轮番上演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