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月，值班连在托儿所最边上隔出来一间房，作为我们的新房。

    我们去办公室领了石灰、刷子和报纸什么的，开始装修新房。

    那时候也兴吊顶，叫做“糊顶棚”，就是用铁丝在房顶上拉出经纬，形成报纸大小的网格，再用报纸和浆糊，一张张的粘贴在铁丝网格上，这样做的好处一来是好看，二来是能阻挡屋顶掉落的泥灰。

    我们把房间做了隔断打了一个火墙，外面烧火里面住人，又把紧靠托儿所的隔墙用报纸糊了起来，那个墙是临时砌的，凹凸不平，用报纸糊上去看着就舒服多了。

    接着把石灰兑水后刷了内墙，外墙是单位每年都会粉刷的，里里外外就都白白的很亮堂。

    房间只有一个门和一个窗，都是木头的，我们擦洗干净玻璃，再去添置了锅灶，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勉强算是收拾出来了一间新房。

    当看到刷的白白的墙和干干净净的吊顶时，突然对未来的生活有了一些期望，我总算有了一个正式的家。

    我去商店用两元八角钱买了一块天蓝色的上面有着白色波点的布，用了一天多的时间，给自己缝了一件盘扣的对襟上衣，没有尺子什么的，就是把布放在身上用手比划着做出来的嫁衣。

    说起来我的缝纫技术还是从向登玉姐姐那里学到的，虽然解放前我总是喜欢给家里的裁缝帮忙，但那会还是个小孩子，并没有真的学会什么。

    解放后向登玉姐姐因为出身好，是缝纫组的人，她会给我一些活做，比如让我锁扣眼什么的，锁三个扣眼一分钱，挑一件衣服的边加上盘扣钉扣是两角钱，有时间她还让我用碎布踩一踩缝纫机练练手，在她裁剪的时候我就在一旁看着，知道了一件衣服是怎么做出来的。

    1968年3月3日，在相识六个月后，我们结婚了。

    那时还是六天工作日，只有星期天才休息，我们就选择在星期天举办结婚典礼。

    我们把各自的被褥拿来铺在床上，我穿上自己做的嫁衣，当了新娘，从这一天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那天下了很大的雪，冰雪封路，自行车根本没法骑，所以我们结婚除了跟前住的人，好些朋友都没有办法来，但还是有几个特别要好的朋友冒着大雪走了很久的路前来贺喜。

    那时候结婚多数人是送毛主席语录，每对新人都能收到一大堆的毛主席语录，有小红本，有可以挂的墙画，还有毛主席像章什么的。

    文教甘正国送来了当时最隆重的贺礼，是一套毛泽东选集的简装版；尹志兴送我们了一个马蹄表，在当时可是很珍贵的礼物；我丈夫的师傅宋华贵送来了一对铁皮水桶，也是又实用又贵重的礼物；我有一个川北的小老乡杨天文，她送来一双袜子做贺礼......

    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一名叫陈金欢的，他送了一个搪瓷盆做贺礼，那个时候送搪瓷盆是个好大的礼物。他和我丈夫是一派，很是激进，他连衣服上都写有宣传口号，我害怕他这样会惹出什么祸事，寒暄几句喝口茶就请他走了。

    当时结婚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用茶水瓜子和糖果待客，但我们准备了酒菜，有过油肉、红烧肉、手抓羊肉，就是没有新鲜的蔬菜，在这个季节里蔬菜是少有的。我们留下了最要好的几个人一起吃了喜酒。

    贺喜的人都走后，看着身边的这个男人，我觉得听表哥的话嫁给这个人是对了。

    因为经过这六个月的接触，我看得出李伍娃是个善良的没有坏心眼的人，是能给我安全感的人，当时的我就像狂风中走投无路的蜜蜂，突然找到了一颗大树躲了起来，即便还有再大的风吹来，这颗大树的树干还是能给我保护，我把自己的终身交给他是正确的决定。

    结婚是有三天的婚假，雪很大不好出门，我们就把火烧的旺旺的，在家里暖暖活活的呆着。我丈夫把他小时候调皮捣蛋的事和我说了好多，但我还是有所保留，那些特别心酸的事没有说，因为那是我深深埋藏在心底里的伤心事，不想回忆，也担心出身不同的他不能理解。

    我们两个孤独的人组成了一个家，他很同情我也心疼我，说我吃的苦太多了，能活这么大很不容易，什么活都不让我干，让我好好休息，他给我带来了幸福的感觉。

    结婚后，我还没有安排上工作，就做家属。

    那会我丈夫一个月工资是三十六元八角，婚后我们就不吃食堂了，而是自己做饭，因为XJ是面食为主，我学习如何做面食。

    这里和我家乡在饮食上的差异非常大，就说擀面条吧，在我家乡，是有专门擀面的师傅，每年端阳节前后，擀面师傅会带着长长的擀面棍走街串巷，有条件的人家会将门板拆下来当做案板，拿出自家磨的面粉请师傅擀面条，能吃上擀面条的人家都是日子过的很好的人家。

    但在XJ，擀面条是家常便饭，我丈夫教我如何擀面，他先做示范，需要多少面加多少盐和水，如何将面和水兑在一起揉成面团，醒一会后，撒上一点面粉用擀面棍慢慢的擀开面团，擀成薄薄的圆圆的一大张，晾上一阵子，再用刀一根根的切成面条。

    我看了一遍，基本就会了，但还是每次擀好面等着我丈夫回家后再做饭，因为我还没有掌握好切面条和调味，是要等他来做的，但没多久我就能熟练的掌握各种面食的制作了。

    这时候馒头我也早就吃习惯了，我学会了擀面条，汤饭、蒸馒头，烙饼，不到三个月我就胖了很多，周围的孩子叫我胖姨姨，叫我丈夫胖姨姨叔叔，为此我丈夫洋洋得意地听着觉得占了大便宜似的。

    我丈夫用一双坦克部队的军靴和别人换了两块木板，请单位的木匠邵永清帮忙做了一张书桌和两把椅子，还有一个洗脸盆的架子，他是我丈夫的老乡，下班后或星期天有空就来帮忙做，做的很细致很漂亮，最后刷上天蓝色的漆，我们就拥有了第一套家具。接着，我把结婚新买的藤箱，包括去商店要回来的一个大纸箱装了换季的衣物和杂物，再盖上我们俩之前宿舍用的单人床单，咋一看好像个大衣柜，环顾一下，我这个家看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

    我们是住在托儿所头上的一间房屋，夏天家家户户都是敞开门的，那些接送孩子的人进进出出都要到我家门口儿停一下看一眼，好像在说，这小两口儿日子还不错，有好看的桌子椅子和衣柜呢，那时候大部分人家是没有家具的，有家具的是那些退休的老军人，年轻人里我们算是极少的，所以看到别人羡慕的眼光，我那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还是有了一些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