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是决定我命运的一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那时我22岁，已经是个大姑娘了，来做媒的人很多，我和他们都说，我绝对不嫁人。

    因为那时候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对象可以选择，很多人都不能嫁，只能嫁给一些我完全看不上的人，甚至是一些黑心的恶人，我当然不甘心这样，所以压根不想嫁人，我只想就这样陪着母亲过一生。

    但随着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想陪着母亲过一生的心愿越发难以实现，面对各种逼婚，我日日夜夜都在思量该何去何从？

    我为什么从小到大都活的这么苦这么难啊？小时候一心想着能活着长大就好了，等好不容易熬到了长大，却又遇到那么多阻碍和限制。我现在面临如何选择出路的难题，可姐姐们都已出嫁，身边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和倾诉。

    我不能和母亲去商讨，她不仅无法帮助我还会因为我的婚姻受尽折磨，和她商量只会让她更伤心。

    1967年五月初七，一个叫文发金的老头，和他们文家的两个人把我母亲拉到他们家里吊起来打，因为民兵营长文基富托了好多人来我们家说媒，我母亲都回绝了。

    文发金是他的叔叔，他们就把我母亲拉去吊起来打，想逼我母亲说同意，但我母亲断然拒绝。

    他们就说：“你女儿这个不嫁那个不嫁，是等嫁给蒋某某的儿子吗？”

    母亲说：“现在是新社会，新社会有婚姻法，如果要我包办婚姻，那我就犯法了，我要犯法了我的罪恶就更大了。婚姻只有她同意才行，我不能包办婚姻，我不能犯法。”

    我母亲这样说着时，刚好来了一个大队书记，叫李原志，他推开门看到这个场景就质问：“你们是干啥呢？搞什么名堂？赶快把人放下来！”

    他们就把我母亲放了下来。

    我母亲一般被吊打后回家都悄悄的，害怕我们看见伤心，那天我回家后，她把已经肿的老高的手藏着，母亲担心我知道了会出事，想把这件事瞒着我。

    第二天，我还是知道了，是通过我的一个朋友向登玉姐姐知道的，文发金是她的公公，她偷偷和我说那家人早就在想办法了，商量如何逼迫我嫁过去，所以之前派媒人提出过好多诱惑：说我一旦嫁过去，我可以不用参加劳动了，我母亲可以不再挨打了，我还可以加入缝纫组做衣服了......

    这些坏人是在向登玉姐姐家商量的，姐姐都听到了。

    有人问：“要是她还不同意呢？”

    文发金出主意说：“不同意就把王桂珍拉过来，吊上打，打到她说同意为止！”

    姐姐把事情经过全都告诉我，我想，再不能因我的婚姻问题让母亲挨打，我下定决心要逃走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闯，不能让我母亲承受这些痛苦。

    如果没有那些恶人逼婚，我也不会走上背井离乡的路，虽然说最危险的就是在逃命的人，想到要离开生我养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更是心如刀绞。

    但留在这里是绝路啊，如果不嫁人，母亲还会一直受到牵连，如果嫁给这些恶人，我宁可选择去死。

    当做出决定后，我带着听天由命的心准备着逃离家乡，逃离那些凶手，逃离婚姻的逼迫。

    那时候不是轻易能走出去的，我紧张地寻找着机会。

    1967年6月12日，阴历五月的初九，我的机会来了。

    那天下起了瓢泼大雨，路上没有一个人，我想趁大雨离开这个地方。

    我想要一辈子诚实，但那天说了谎话，我写了张请假条去找钟时芳。

    我说：“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要到我二姐家去看看，反正雨天做不了活。”

    那个假条就批了，出门后我心里暗想，这辈子是最后一次求你，以后再不会求你了。

    我拿着假条揣在身上回到家，我跟谁都没说话，跟我母亲没说话，跟我弟弟也没说，我提着早就准备好的包，里面就装了两套衣服，抓起一把油纸伞，出门了。

    出家门后，我一直强忍的泪水夺眶而出，那么大的雨，外面空无一人，不用担心会有人看到，我拼命的跑，拼命的跑，一路上泪水和雨水交杂在一起。

    我跑到过路滩二姐家，我说：“二姐，我要逃了，不能在家里待了。”

    我把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告诉二姐，二姐说：“那你就走吧。”

    二姐换上一双球鞋和我一块儿走到了保家楼，但看不到一辆车，我们两姐妹就继续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农场那，才过来一辆从黔江发来的大客车，我搭车走了。

    二姐流着眼泪转过身回家，后来得知她也是一路泪水伴着雨水天黑才回到家的。

    我在县城下车，去找二哥，和二哥说了最近家里发生事情。

    因为当时出门需要开证明，类似介绍信，要有我的身份信息和去向，没有证明买不到车票也没有旅馆会接收，而我什么也没有，是逃不远的。

    二哥说：“刚好家里有一张空白的盖好公章的证明。”

    其实我二哥那个时候也准备走，原本那个证明是给他们一家人准备的，二哥和二嫂商量后决定把这张证明给我，让我先逃走，他们一家再等机会弄证明。

    二哥把三哥叫来，二哥二嫂三哥还有我，我们四个人一起商量这个证明怎么开，打算往哪里去。

    二嫂提出她有个弟弟在XJ，是她大伯家的小儿子叫卫士，是当文教坐办公室的，卫士的妻子是老师，他们应该能安置我，二哥三哥都说XJ对出身没有这里这样严格，所以出身不好的人，很多都逃去了那里，而且活了下来，大家都觉得这是个不错的去向，我决定逃往XJ。

    我二哥教了多年的书也劳改过，证明由他来书写，他开好证明，再写了一封信给卫士。

    我三哥是交通局的，他又写了张借条给我，我去交通局出纳那借出了二十四块钱做路费。我身上带有七十多块钱，加上三哥给的，就九十多块钱了，是很富裕了。

    我身上的七十多块钱，一部分是在彭桑修路的时候给别人打毛衣赚的，打一件毛衣收五块钱，我在工地打了半年毛衣攒了三十多块钱，又在家里凑一些。

    带上证明和信，告别了二哥，二嫂送我到一个认识的酒店里住下，她和酒店主任说：“明天天不亮就要喊她醒来，一早要坐船出门的。”

    第二天一早我就醒了，就趁着天色蒙蒙亮，一路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到码头后悄悄地上船。

    船是彭水到重庆的大船，有五层高，能坐一两百人，一天一夜就能到重庆。

    因为是逃亡，我一路上惴惴不安，看着周围的山山水水，想到不知何时能再见家乡和亲人，我的心在滴血，想到前路可能是刀山火海可能是获得新生，心里又七上八下的。

    我非常害怕遇见认识的人，时刻提防着尽量把自己藏在人群里，结果突然听见有个男人的声音在喊：“张九，张九。”

    我吓一大跳，心想：天哪，怎么到了船上还有人认识我啊，如果叫人看见，把我抓回去，肯定是打不死也叫你活不成了。

    我惊恐中悄悄抬眼一看，是罗永康，吊在嗓子眼里的心才放下一半，他是个好人，他哥哥是当兵的，以前来我们家说过亲，但我出身不好不能嫁过去。

    罗永康走过来问我：“张九，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虽然他是好人，但我只能说谎话了，我说：“去重庆，我八爹有病了，我要去重庆去服侍她。”

    我们那里谁都知道我有个八爹是教书先生，没有儿女，我是她的亲侄女，说去照顾她合情合理，就这样我把他骗了过去。

    他告诉我说：“我现在是在麻袋厂当工人，你回来的时候下船到我这里来耍哟。”

    听到他还叫我去他那里耍，我就又松了一口气。

    我回说：“那要得嘛。”

    因为刚才偶遇熟人，船行在白马到涪陵的那一段江上时，我想必须要改名字，不能再叫张九。

    可改什么样的名字呢？当船快到涪陵时，看到岸边的那些大幅标语，我想，就让我的命运决定于中华吧，于是，我给自己起了一个崭新的名字-张定华。

    虽然前途渺茫，但既然我的命运是属于中华，前面无论是刀山还是火海，我只能跳啊，那就凭着我这个不到百斤的身子去闯吧，不去想未来会怎样，只管往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