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膀胱癌开刀化疗以后，病越来越重了，已经住院了。一直在北大里面的校医院住院，我爸和三叔时不时去看他。张帆去上海讲元史，有人要读成吉思汗的书。张帆推荐大伯的一本《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传》。大伯的手已经拿不住笔了，就让我爸代签名。

    后来我爸2007年去内蒙呼和浩特的一个评估单位去评估，在当地企业的陪同下参观成吉思汗纪念馆，在纪念品商店发现在卖大伯写的这本书，我爸就跟他们讲了这个故事，他们买了三本书都请我爸代签名。

    2006年3月我从网上查到江苏南通有个医院可以治疗癌症，说用什么金米粥疗法。我给大伯看了，鼓励大伯去看看，大伯坚持要去治疗。三叔在一旁无奈的看着我。最后还是答应陪他去了，结果去了一个星期大伯就要回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治疗，就是每天给点儿小米粥喝，借此收费而已。

    2006年4月15日，三叔给我打来电话，说大事不好了，大伯在北大去世了。说18号开追悼会，我当时上班很忙，没法脱身。就没有去。还有另一个原因，不忍看大伯的脸。我哥去了，说去了很多学生，哭的很伤心。

    大伯和我生日是同一天4月7日。大姑和我哥生日是同一天5月17日。

    大伯这辈子很坎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经有位夫人叫郑娜在三里河建设部工作，是在西三旗北新建材工作的致力叔叔牵线搭桥的。二弟就是我父亲余宏君是高级电气工程师退休在BJ，三弟是我三叔余儒君2020年6月在美国探亲期间因艾尔斯海默症卒于西雅图并安葬在那里，四弟余惕君在陕西已退休，他的二女儿余静继承了大伯的史业，现住在大伯的北大燕北园。大伯一生无子女，无长期伴侣相伴。

    下面是余静在2022年发给我的一个公众号里面有一个人回忆他的几个老师的文字。其中有关大伯的节选如下：

    “余大钧老师。曾用名余大君，1936年4月7日生人，父亲是蒙古史界学者余元盦（音安，原名余元海），58年他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北大的化学系是与中科院化学所齐名的国内顶级专业科研单位，58年我国首次人工合成胰岛素工程（在上海）曾轰动世界，研究团队攻克实验难关靠的正是与北大化学系的合作才取得了最终突破。余老师念大三时，他的化学论文就已发表在北大的《学报》上，算得上是“一鸣惊人”了。可是，正值国家用人之际，毕业分配时，余老师竟然去了DT市第六中学（煤矿子弟学校）教书。余大钧老师的父亲是余元盦，著名蒙古史学者。余家祖籍浙江宁波，祖业绸缎商人。直到1961年余元盦在BJ不幸因食物中毒去世后，余老师调入内大蒙古史研究室，子继父业，“改行”研攻蒙元史。1964年以后，他接手周建奇的工作，翻译完成波斯文《史集》。

    我在办公室时，他具体负责编印所刊《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译稿需日、俄、英、法等等语言文字的专业完成，整天里就见他张罗着联系校内及BJ等外地的专业翻译人，组编稿子、跑印刷厂，里里外外，风风火火；常常是到办公室扎上一头，看看有无他的信函，三言两语完毕，即转身而去，从不“闲谈”。领取工资签名字，落笔总是多一分的“急切”和“匆忙”。每一次发放稿费，他都亲自动手（没有计算器），文字量几乎算到了个位，款额计较到分厘。

    余大钧老师绝对是个我行我素的“一根筋”、“犟眼子”。怪怪的性格本是天生，这大概也与他的家庭有关，父亲突遭不测，母亲、弟妹尚在老家，余老师每月的56元津贴大部分都寄给她们，精神的压力、生活的拮据塑造了他离群索居、独往独来的孤僻。看外表的他，架着副眼镜，文静静的，可说话、办事（他也会处事？）却从不拐弯抹角，真要是较起“劲”来，冲着林老师也会哇哇哇地大喊大叫。每到这时，一向“强词夺理”、能言善辩的林老师也一脸无奈。都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若是有个不讲理的兵遇到了像余老师这样“认死理”的秀才，到底哪个人讲不清还真是不好说！

    稿费账面上的“严谨”前面说过，学校要收购他家的藏书，他先到琉璃厂调查过，然后按书后标价开出书单。一部明版旧刻错按普通古籍标定价格，单位如实更正，加价购买。余老师竟死活不干。

    余老师在政治上的“幼稚”同样独特，文革清理队伍，大家坐在一起谈个人“历史问题”，他不分缘由，突然冒出一句：“我小时候曾参加了‘童子军’。”童子军是抗战时期全国性少年学生群体，类似成年人的“义勇军”。听者无心，他却主动“交待”，且词不达意。

    余大钧老师行事的“率性”无人能比。一次办蒙古史培训班，安排余老师早上讲课，学员们坐在教室里（农牧学院）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他的人影。一堂课的时间已过，余老师夹着个提包急匆匆地进来了。原来，他在赶往教室的路上，偶遇一个外地木匠推着小车在卖沙发，条件是包送到家。谈好了价钱，余老师竟然转身，随小车返回了家（身上也没带钱？），全然不顾满堂学生正焦急地等待着。时值深秋，天上下着濛濛细雨，进来时，余老师头顶一个旧草帽，脚穿一双平头塑料凉鞋，全身上下都在冒着凉气。看着他“认真”讲课的样子，你说我们该是笑？还是怨？余老师所为，时常令人匪夷所思，结果又会让人哭笑不得，这种“歪路子”的沙发，我家也曾有过，木制架框、人造革蒙面，看上去蛮漂亮的。谁知第二年开春，沙发背上爬着一只天牛。原来这批沙发都是用砍伐病树的木料打制成的！

    不久，余老师又亮了一“手”，是为了所里。他去BJ出差，顺便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回来当晚就直奔林老师的家，说他从BJ捎来一个“资料卡片柜”（不是目录柜），留给所里公用。他也不先看看那个柜子是按什么尺寸的卡片设计制作的？老师们适用不？再问问所里的眼下急需不？经费如何？柜子刚一到，半数的抽屉都变了型，拉不开，之后也是摆在会议室里派不上大用。又不知余老师是从哪儿淘货来的，很可能又被人现场搭售，抓了个大头！柜子90元，加运费100多，单据往林老师手上一塞，你看着办。事情都办到这个程度了，难不成还去退货？

    余老师的“家庭”更算是个特例，他从来不知、不懂、更不会做家务，半辈子的人了，还住在单身楼（隔壁是历史系王先恒老师），那间小屋子里堆放的都是书，一张床，一席铺盖，床下堆着空的瓶瓶罐罐（余老师爱喝酒），锅碗瓢盆不知所处（走廊里？）。人怎么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条件下生活、搞“研究”，竟然连吃饭、穿衣的要事都不管不顾啦？

    我在办公室时，奔50岁的余老师终于结婚啦！这样的大喜事，他对大家也没有什么“表示”，更不用说举行“仪式了。”学校新分了单元住房给他，孤单了大半辈子的单身大龄青年终于有了一个“家”。每逢节假日，她会抽空来内大团聚，匆匆地来、忙忙地去（我都没见过面）；每当他宿舍楼下的院子里挂满凉嗮（手搓）的衣被，邻居们就知道：他BJ的夫人“驾到”了。

    余老师调回BJ时，北大历史系和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都有接收意愿，北大的调令先到，他就回了母校。余老师刚搬完家，林老师给我钥匙让我先进去看看（所里另有分配），但见室里空空如野，只有在床上遗留下一张厚厚的、黑色的老狗皮褥子。这难得是余老师唯一的“贴身家当”？莫不是羞于携带入京、由夫人做主丢弃在了内大？人说余老师当年来内大报到时，随身只拎着一只旧皮箱，如今离开了内大，期间也添置不了什么像样的家具吧（那个沙发呢？）。这张老狗皮褥子，一直存放至今，我几次搬家（外地）都没敢自作主张扔掉它，睹物思人啊！况且，之后万一他的家人来讨寻呢？

    学业有成的余老师因性格孤僻，被分配到山西一所煤矿子弟中学去教化学课。境遇周遭，最终余老师还是“归队”，调入内大蒙古史所。改行耶？子承父业耶？总之他的学术研究的背景里隐隐透着父辈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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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北大的季先生从德国回中国的时候是在爷爷家住了一个月。1949年上海解放，由于看到人民解放军进城纪律严格，就在大街上悄悄打地铺睡觉，不惊扰百姓，爷爷对新中国信心百倍。1950年，爷爷带着一家人来到BJ，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老友的介绍下2000元买了西四义达里的三合院，一心专研学问，对边疆史地情有独钟。他没有念过正经“科班”，却熟练掌握英法德俄等西洋外语，尤其对蒙古、波斯等民族语言文字亦曾深入专研。他独自办过学术杂志，出版了《波斯文英文词典》，可算是自专有成的“怪才”。建国后，范文澜先生将他聘入近代史所做助手，协助编译中西交通史料。很不幸，五十年代末在他的专著《内蒙古历史概要》正式出版后不久，1961年，他竟因为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喝了一瓶过期牛奶，去了最近的隆福寺医院打了一针土霉素，变成胰腺癌并发症，当时又没有合用的药，卒时年仅46岁。

    爷爷弃商从文研究蒙古史，让四个儿子分别学习四个方向，大儿子余大钧上了北京大学念化学科，二儿子余宏君上了天津大学学习工业电气自动化，三儿子余儒君上了在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学习航空航天动力，四儿子余惕君在BJ建筑工程大学学习建筑。大女儿余莎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教了一辈子英语，小女儿余茉君没有上一个好学校，但是在三哥的介绍下嫁给了陈基业，86年就去了美国陪读。姑父研究的是空气动力学和流体力学，当时国内并没有对口的单位接收，如果回国就意味着失业，所以他先在波音公司上班，后因为研究成果被上级明目张胆地窃取，就从波音辞职，进入诺斯洛普-格鲁曼公司直到退休。

    大伯炒股一直赔钱。直到大伯去世半年以后的2006年9月份，中国股市疯涨了一次到了6000点。我一直没太关心股市这些事。是晓红说的周围的人都在谈论做股票发财呢。我跟她说你有空去找个房产中介上班也行啊，你这嘴皮子肯定能发财。她说自己没学历。我说没学历去房产中介上班没问题啊，嘴皮子好使能撮合就行。哪怕是去肯德基必胜客麦当劳打工也行啊，那也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她不说话就是笑。有时看我发脾气就说第二天就去。然后依旧不知道每天在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