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与芮现场对三位步兵大将爱理不理的，只简单说了几句话就没算，莫泽等人看在眼里，感觉魏王心思，真的只在水军和做生意上。

    魏王可不是嘴上说说，他召集官员说了这番话后，第二天就离开庆元府，直接又跑回定海县。

    庆元府有通判，还有长史和司马，府内大小事宜，军政民事，他们三人共议，魏王坐享其成，皆大欢喜。

    赵与芮才没功夫和这些人争权夺利，他们想要地方治理权力，赵与芮就给他们。

    庆元府主官都是史弥远的人，赵与芮当然远离。

    离开了京师后，他似龙入大海，自由自在，很多想法念头都要逐步实施，哪有功夫管理一府之地。

    赚钱，练兵，造火器，造船，各种念头在他脑海里整天盘旋，他都不知道先干什么好。

    定海县这会还算有点小钱，得益于当地的商业发达，加上盐糖茶课，还有造船业等，都在南宋各县中排在前列，加上人口众多，非常适合用来当创业基地。

    赵与芮回到定海县的第一步就是准备换人，即把整个县里各衙门全部换上自己人。

    两宋县一级的主要的官员除了知县，还有主簿、县尉，曾经两万户以上设县丞，后到南宋就取消了。

    另外又根据人口数，会有增减。

    不满一千户的县，县令会兼主簿或县尉，有的小县甚至只有一个县令，没有县尉和主簿，人口较多的，县尉会设两个。

    这几个官员，在南宋又叫亲民官。

    而赵与芮的表弟全勇，现在叫监当官，通常按宋制监当官当满两轮(三年一轮)，如果表现出色（当然有关系的话，可能一轮都不要）可以晋升为亲民官，通判当两轮，也能升知府。

    但赵与芮给全勇弄了武官的品阶，明显以后想让他往军队方面走。

    定海县人口较多，所以有一个主簿，两个县尉，全县就四个亲民官，然后又按县人口，从一万户到一千户，分设曹司（10-30人）、手力（30-70人）、弓手（10-50人）。

    一万户以上的大县，最多可以设吏人150人，后来随着两万户的县越来越多，吏人编制也越来越多，到现在为止，两万户以上的县，吏人大概为两百多，即便是京师的县，也没有超过三百人的。

    定海县的吏人总数则为两百二十二人。

    这不说比后世了，就是比起明朝来，南宋一个县吃公饭的人还是相当少。

    其中曹司就是指押录（典史）、手分、贴司，可以理解为各县的局长和公务员们，主要干的轻松的脑力活，文书之类，南宋时又添加了刑案推吏，专门办案。

    手力包括：解子与脚力（负责将州府文书公移传达于县的役，脚力、解子等还承担抬轿、巡更等役使）、斗子、库子掏子、秤子等（这几个役人以掌管度量衡、官库钱物的质量检查、保管出纳及出入籍帐）、医人、杂职、拦头（拦路收税）、所由（相当于捕快），另有追催拖欠租税、为县官“供身驱使“，提供迎送搬运等各种差使，专副，指在酒务、官库、驿馆等处设置的以征收专卖收入为主要职责的公人役目。

    这些可以理解为后世的合同工，临时工，基本干的都是体力活。

    弓手就是带兵器的人，原意用来镇压百姓造反，后来又兼牢子（狱子），负责看管牢房，捉拿贼犯和走私、看守城门等，像明朝的巡检弓兵。

    南宋地方主官都要异地任职，且是三年一任期，官少而吏役多，而这些吏役基本都是当地人，或豪强士绅的族人，或致仕官宦的亲属，或商贾富人推荐，更有甚者，还有地方青皮流氓参与。

    也有很多吏役，都是一代接一代传承接班，父亲干到退休，儿子顶替接着干，儿子退休，孙子接着干。

    如果在和平时期还好，但如果在乱世，容易滋生一个不好的现象，即所谓的‘吏强而官弱。

    到南宋中后期时，朝廷也多次出现了诸多“吏强官弱“的议论，公吏被称为当时地方上最大的祸患之一。

    当时有很多县级胥吏“自号立地知县“被百姓称为“立地官人“，有人甚至称当时以“官不可任而任吏“。

    可以说，此时南宋士大夫普遍认为，地方形成了吏人专权、乃至专横的局面，但却没有人提出有效的应付之术。

    其中原因，一方面有主要官员只干三年，反正有权也好没权也好，干满三年就走，没必要和地方吏役们争权斗狠；其二，吏役都是当地头蛇，很多事情确实需要吏役们配合才能干好，当时整个南宋地方艰难，吏役们为保证赋税的及时足额上缴，保持政令民情的上行下达，协助县官办理狱讼以缓和社会矛盾等各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官员们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其三吏役们弄到的好处，还会分给官员，何乐而不为。

    正因为朝廷和官员们不作为，或者也不想作为，南宋中后期地方吏役横行地方，营私舞弊，违法害民，严重拖累南宋的经济和影响百姓安乐。

    赵与芮此次收回房子，基本都是县中役吏和县官勾结干的，全部都是低价租出，私下收好处，肥了个人亏了朝廷。

    赵与芮把房子收回来大半，得罪了相当多的县中商贾和吏役。

    二月初四，李宗勉在县衙与人争吵，据说还拍了桌子，因为他的话，完全在县衙没人听。

    当天下午，李宗勉请求换定海县主簿和县尉。

    公文到了庆元府，长史莫泽和司马程珌本想以三年期未到来驳回，但想到这是魏王的人，还是征求了魏王的意见，并且这是人事任免，身为地方军政一把手，魏王肯定是要知道的。

    赵与芮当天也正好在庆元府魏王府，没去定海县，因为长史莫泽，司马程珌还有通判聂子述三个史弥远的心腹，正在向他汇报庆元府的情况和利益分配。

    三人都是新来当地，和前任交接之后，汇总了庆元府的情况，虽然想驾空赵与芮，但表面功夫还是要做，特别他们知道魏王爱钱，定海县、慈溪县两个县，不能动。

    今天赵与芮带了个青年过来，然后向他们介绍，这是他兄长赵与莒，原本朝廷要让他去阴山当县尉，赵与芮专门要过来，到定海当县尉。

    莫泽三人对视一眼，原来是魏王想换自己兄弟，当然也没什么意见。

    此时赵与芮坐在主位，赵与莒站在他身后。

    通判聂子述正在打量赵与芮兄弟。

    他以前干过知府，这次降成通判，但想到之前被罢官在家两年多，还算能接受。

    而且通判在两宋，有监视一府主官的意思。

    按宋制，通判可以直接向皇帝奏报州郡内的包括州郡（府）官、县官在内的一切官员的情况，等于通判就有了监察地方官员的职责，通判还掌除监府州外，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之事，皆可裁决，但须与知州（知府）通签文书施行，通判是兼行政与监察于一身的官吏，权职相当之大。

    聂子述来庆元府任通判就一个目的，看好魏王，架空魏王的权利。

    他和长史、司马再加上赵与芮，四人是庆元府最有权的四个，现在其中三人联手，绝对是有把握架空赵与芮的。

    当然了，他们没想到赵与芮到了这边后，也非常自觉，直接把庆元府的权力移交到他们三人手上，一门心思想着在定海县赚钱。

    最近魏王与庆元府交接，府中大小事宜都由三人收管，他们需要向魏王报告之后，联名通签向京师报备。

    主要就是钱粮人事等部份。

    长史莫泽等赵与芮兄弟坐好后，便开始道：“庆元府所有赋税窠名被分为两税、榷盐收入、榷酒收入、商税、牙契收入、市舶收入、湖田收入，职田收入和杂赋九类。”

    这九大收入，也是南宋发达府县重要的财政来源。

    赵与芮认真听着，也正好学习两宋赋税收入来源和支出。

    其中两税即正税和附加税：‘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

    也就是说两宋两税主要是上缴的。

    其中正税包括征收的夏税为钱（可折绢、绸、绵、折帛线）和秋税为粮（其他地方每亩征七升到一斗，江南亩三斗左右）等。

    当然，他的用途却不是全用在中\央，其中绢绵主要应付殿前司诸军和府界诸色人春冬衣用。

    也就是说，京师禁军殿前司和地方主要官员（有绢绵分配的），都是从这正税里出。

    苗米还要供应地方驻军，余下的才是中\央的。

    而两宋附加税往往比正税还多还重，名目繁杂，比如耗米，就是说秋粮税在运输中会损耗，所以每纳一石，征耗米4-5斗，在有些贪官污吏的贪婪下，甚至会出现耗米一到两石的，这还叫正耗。

    另有明会耗、州用耗、水脚钱、车脚钱、义仓税、农器税、香盐钱、市例钱等各种附加税，到南宋中后期，都甚至超过正税，这让很多百姓要多交一两倍才能及数，百姓身受其苦，民不聊生。

    用莫泽的话说，这两税除了提供定海驻军外，就只有魏王府和他们主要官员的绢绵是从这里出的，其余都要上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