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几个国家这个问题，居然没人回答，反正绝对不止七个。

    闲聊嘛！

    赵正干脆和同伴们分享了他所知道的历史。

    在国家这个概念诞生之前，林立在中华大地上的是一个又一个部落，古时的文明往往发源于河流之域，河流区域多水患。

    滔滔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

    周期性的大洪水以及各种次生灾害摧毁了人们的居住地，开垦的田亩，卷走了牛羊和同伴，饥荒和疾病一次次收割着人类的生命。

    由于自然灾害，人们自动开始组建更大的族群，并分配资源，逐渐形成了等级森严并具备规模的政治实体，从量变到质变过渡到了国家的雏形。

    国家这个概念的正式确立据说是从夏禹传位于启，从这时起，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开启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权力更迭制度，世袭制。

    由于文字记载不多，夏商时期的制度多为后世典籍里的描写，如左传中的“夏有乱政，而作禹邢”，“商有乱政，而作汤邢”。

    如果说夏商的制度是作为中国历史的起点，那西周的制度就是确立了中国历史的早期发展方向。

    西周无论是经济、司法还是家庭、国家都有了完备的制度和指导思想，西周确立了德治和民本的治国方向，使得重民保民成为了后世几年前对帝王的要求，限制王权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此外，西周确立了用以维护中国古代历史几千年家族稳定的嫡长子继承制。这个从家到国都要遵循的继承制度，极大的稳定了中国几千年来的朝代更迭，使中国早期免于遭受内乱的打击。

    夏商周直接脱胎于原始社会，多沿用习惯法。

    春秋末期，郑国铸邢书于鼎颁布了中国第一部成文法典，打破了世袭贵族对法律的垄断，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成文法的开端。

    春秋是礼崩乐坏的剧烈转型期，也是法治取代礼治的序幕。

    提到春秋的制度建构，一定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概念—春秋五霸。这五个人分别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宋襄公。

    如果把这五位在春秋时期对法治的影响最鲜明的地方提炼应该就是，被庐法和仆区法。

    春秋以前，夏商周时期中国对法律道德的凝视大都放在具有宗教性的神明崇拜，和巫术崇拜上。

    以德配天，君主们的德行都要在神明的注视中评断，民众也不知法律的具体内容，国家对民众的威慑，并不完全出于国家而有一部分来自对未知的恐惧。

    而成文法的出现，将人类本身对于善恶的评判和对行为的判断从天上拉回到尘世，用宗族的权威，取代了虚无缥缈的神断。

    没有法治官制，也没有后面的百家争鸣。

    因为诸子百家大都发源于学官，学官则是先秦法治制度的产物。

    汉书曾记载，儒家大多出自于司徒”，道家则是史官居多，阴阳家来源于朝中羲和，法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理官出身，名家中礼官占大多数，墨家多为清庙之守，纵横家经常是行人之官”，杂家一部分是议官。

    有大量史料记载，西周取代殷商之后，许多“掌握了知识和文化的人”成为了先秦的官员，而诸子百家又出自上述的官员，所以溯源而上，没有学官，恐怕就没有诸子百家。

    那么诸子百家对于文明又做了什么呢？

    赵正觉得这一点不重要，百家里头如果真有绝对真理，这方大地早就和平统一了。

    一般来说，没仔细研究过这时期历史，也就是知道春秋有五霸，战国有七雄，实际到了战国末期，此时中华大地上的国级别的政权也就是十几个。

    从八百诸侯缩水到十几个，可见相互之间的吞并是何等严重，虽然时间跨度数百年。

    春秋时期的很多事，后人看起来就跟看伪善的荒诞剧一样的，十分的不可信：

    宋襄公绝不半渡而击就是个很好笑的例子，双方之间打仗呢，这伙计非要等人家从河对岸从容不迫地跑上岸来，才认真的跟人家干架，而不是在别人最薄弱的“河水渡过一半时”发动攻击；

    晋文公与楚国之间的“退避三舍”虽说运用了一些计谋，也符合战术策略所要，但严格说起来，也是一种迂腐的做派；

    还有著名的“曹刿论战”的故事，兵强马壮的齐国进攻实力明显要弱很多的鲁国，这齐国非得先来个三通鼓正面进攻，从而导致自己一而衰、再而竭，可这要是换到战国，谁还用三通鼓声来通知你我要来进攻了，保不齐就是正面来个佯攻，然后突击队奔袭到鲁国侧后方，再来一个两面夹击，鲁国则必败，哪里还有什么机会让曹刿在那里论什么战呢？

    而战国时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合纵连横、千里奔袭、兵不厌诈、兵者诡也……等等，这些完全不讲规则、不论道义，我的规矩就是规矩的“国际交往方式”就都出来了。

    白起一战能坑杀赵国四十万降卒，张仪可以对着楚怀王，把“六里地”忽悠成“六百里”，齐国甚至违背齐楚盟约，转而向秦国的“远交近攻”策略靠拢……，这要是在春秋时期，完全就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为何会出现这种天差地别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战国时期没有一个强势力量来平衡“国际关系”了。

    春秋前期，周王室作为宗主国，理所当然是各个国家之间的平衡器，那时，无论是大诸侯国，还是小公国，都还在周王室的总体控制之下，谁要是敢越雷霆一步，周王室就有可能振臂一呼，号召天下诸侯共击之。

    周王室衰落后，春秋五霸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另一种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等又实际上承担了周王室的使命，他们在继续坚持维持各国之间的平衡。

    到了东周，各大强国都想取周王室而代之。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齐楚秦燕赵魏韩这战国七雄之中，每个国家都经历过至少一次变法改革。

    魏国，“食有劳而禄有功”，不再以“亲、故”而以“功劳”作为赏赐的标准。

    楚国，“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绝减百吏之禄秩”。

    韩国，“循功劳，视次第”。

    燕国，“公子无功不当封”。

    赵国，“功大者身尊”。

    齐国，“赋禄制”、“因功受爵”、“因才受禄”、“设爵位以待勇士”。

    秦国，“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

    韩非《韩非子》“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但为什么最终只有秦国将变法改革措施坚持了下来，而其它国家却随着变法推动者的离世而人亡政息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