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就是没有自觉，这种乱国之举早该取缔，为什么还有人舔着脸反对？贪得无厌。”

    周跃的话不好听，却正中两人内心，范仲淹和富弼只是叹气。

    “官家也有错，自己不懂兵，胡乱增加军队的数量，如今只禁军就有八十万，不是为了防西夏，不是为了防辽国，居然是为了防西军，可笑。这些禁军要是能战也就罢了，不说西北军，就是我那三百家丁就能轻易打垮这些人。”

    范仲淹、富弼听了一慌：“不可乱说。”

    这是大逆不道之言了，要是被有心人听去，再怎么仁厚的皇帝也会不安。

    “一个健康的财政，是全年收入的两成用来养官吏，不只是官，还有吏。而军费不能超过一成，这还包括军械、铠甲、弓弩、砲车等等在内。我朝去年岁入几何？”

    范仲淹说道：“堪堪六千万贯，这还是将粮食、绢都合算在内。”

    “六千万贯，一千二百万贯是官员俸禄，四百万贯是军费，剩余的钱是要用在屯粮、开渠、治水、修路、学政等等事情上的。”

    富弼惊奇：“还有此说？”

    “这是后世的经验，国家国家，国就是所有人的家，不是官员和兵将的家，哪里有只供养官兵的道理。”

    “渠修通了，粮食才能增产；朝廷每年储备粮食，以防灾荒；黄河年年大水，年年泛滥，也要治理；路修通了，各地产出才能方便买卖，商税收得也就多了；各地学院也要支出，读书人多了，国家才有源源不断的后备人才。这些哪一样与军队、官员比不重要？”

    “这些都是朝堂中书要做的，可不是‘一曲新词酒一杯’就能做好的。”

    富弼苦笑，你还真是看不上自家老岳父啊。

    范仲淹愁眉道：“正是这个理，可是如今朝堂岁入十之七八用在了军费上，官员俸禄竟还不足发放。如何是好。我也只能黜汰官员，却还召来那么多人反对。”

    周跃道：“你动了他们的利益，当然要反对，这就是你要面对的问题。你要面对的问题其实有两点，一是利益既得者的反对，二是自身团队的不专业。

    一个好的变法氛围是需要团队的，而这个团队要有专业的知识，不是儒学知识，而是政治、社会、经济、地理、人文等等，这些人还必须紧紧围绕着变法出谋划策，而不是像蔡襄、欧阳修一样胡言乱语，你要组建一个内阁。

    外部也不能有反对者，所有抵触、毁坏、攻击新政的官员必须全部罢黜，朝堂只能有一个声音。

    朝堂每五年设置一个目标，这个目标要切合实际，地方也要有，五年完成再设更进一步的目标，完不成的要追责。

    将全年收入公布，比方这六千万贯，言明一千万贯是官员俸禄，四百万贯军资，然后将其余各分比例用于其他事项，先将额度定死了。再让三省六部各拿出今年预算，只有这么多钱，让各部自己去分。”

    说完问道：“做得到吗？”

    范仲淹和富弼若有所思，如果真这么做了，明天弹劾的奏章就会像雪片一样飞到赵祯的案头上。在宋朝集权，和造反是一个性质，当年范仲淹和他的小弟们就是这么弹劾吕夷简的，真到了自己做宰辅了，难道还要学吕夷简？甚至比吕夷简更甚。

    “这还只是文官，武将和军队的改革也要同时进行。首先要树立的就是‘保家卫国’的思想，让百姓知道为什么当兵，这个理念不仅要在民间宣扬，更要在军队中宣扬，当年我建议文官在军中出任书记官，这个官职就是做这件事的。

    然后是兵源，不能只在一地强征劳役，要放在全国征兵，避免军中出现山头。如今西北已经有了派系之分，长此以往只会更甚，不得不防。而且看看当今江南，西北家家戴孝，江南夜夜笙歌，南北都统一近百年了，居然还如此割裂。若有一日北方沦丧，朝堂被迫南迁，怕是要有人觉得北方失陷关我南方何事，就像如今的幽云十六州一样，再难收复。

    这些兵必须是良家子，不是什么地痞无赖都能来充数的。当然，归属大宋的番人也可招募，不仅使其归心，还能有效挟制番人作乱。召来后要统一编入禁军，训练一年后才能分配到各地，所募士兵服役三年，三年后归还本乡，愿意留下的择优而录。”

    富弼问道：“已入禁军，谁还会再入厢军？”

    周跃笑道：“这就是又一件事了，取消禁军和厢军待遇只差，所有军队统一标准，没有例外，赏格也只以战争胜败论。拱卫京师的军队必须由各地精锐选拔而来。”

    “后世每十年要一次大阅兵，每年也有战事演练。我朝不说战事演练，只说禁军八十万，拉出来在皇城外检阅一下，让他们见见皇帝，知道自己保卫的是谁，也让官家看看自己的兵，不能只知道个数，也得看看人。这样做不仅可以看出禁军好坏，也能避免武将吃空饷。”

    范仲淹苦笑：“你说的每一件事都是得罪人的，极难施行。”

    “难吗？当然难。每一项制度的制定都是附和当下情况的，但是过个十年、百年都会出现问题，这时就要变法了。而开国之君往往觉得自己雄才伟略，后世子孙怕不及自己，就想定下万事一系的制度，哪有这么简单。

    周朝立国时，中土人口稀少，所以分封诸侯，镇守一方，田亩制度还是井田制，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发展到春秋战国，人口增加，土地不足以供养，各国开始征伐。孔子这时想恢复周礼，周游列国，当真各国君主昏聩到不识人，竟敢不用孔夫子这样的大贤？时移世易，周朝的制度已经不符合当时的社会情况了。

    秦国用商君，法家人物，军功封爵制促成了秦统一六国，这才是符合当时的制度。但是秦统一后仍然沿用这一套，最终被反噬。

    汉承秦制，汉初又用老黄，按理说汉武帝或用法家、或用老黄，为何又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无非是他要对付诸王，而儒家有利于他加强皇权。当然，董仲舒对儒家学说多有改造，所以如今的典籍里多有矛盾之处。

    天可汗李世民，写了本《帝范》，想让唐朝君主人人学他，可是唐朝灭亡的根源却是在他定下的节度使制度。

    到了我朝，你们猜亡国的根本在哪？”

    范仲淹和富弼讷讷不能言，在哪？在杯酒释兵权，在重文轻武，在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鼓励百姓崇尚奢靡。但这些是宋朝的成立之初的根基，变了这些制度，宋朝还能存在吗？

    “能，这只是阵痛，过去了，就是另一个盛世，过不去，秦朝、隋朝的例子摆在前面。”

    范仲淹感到深深的无力感，原以为只要黜落一些官员就可以了，现在看来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每一件都不好办。

    “这还只是官员和军队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才是大问题，前代王朝更迭的原因都在土地，我朝兼并土地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不是商业发达，国家尚能勉励维持，换做其他朝代，已经开始处处烽烟了。”

    范仲淹道：“土地问题有什么办法？”

    “自井田制开始，我朝都在用土地私有化的制度，也就是土地是个人的，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名义上是皇帝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百姓自己的，使用权、买卖权都是国朝初创时皇帝赋予百姓。无论是无良官员、地方富户，想尽办法兼并平民土地，富者愈富、贫者欲贫，两极分化。最甚是晋朝司马家时的占田制，奇形怪状、丑态百出。

    我朝也是奇葩，居然不立田制、不抑兼并。如此草率，不禁怀疑太祖当年是不是就没打算长治久安。”

    说着周跃若有所思的笑了。

    范仲淹和富弼凌乱了，什么叫没打算长治久安？直白点就是觉得自己这个皇帝当不久，宋朝早晚得完，所以没制定土地制度。

    “以前你也是敢说敢骂，今日尤为敢说了。”富弼想着，是不是今日朝堂上的事刺激了周跃，这小子不会真不打算不做宋官，不做宋人了吧。

    范仲淹却急切的想知道如何抑制兼并：“无咎，土地该怎么改？”

    周跃想了想，说道：“如果是立国之初，还有得变，如今要是变，先练好兵吧。”

    二人听懂了，练好兵，防叛乱。

    “这么凶险？”

    “做得好，也不难，做不好，不亚于改朝换代。”

    “如何说？”

    “首先要查明户籍，分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市户籍不分地，只有农村户籍可以分地。然后变土地私有制为土地公有制，所有土地归集体所有，这个“集体”就是居民聚集地，这个由官府划分。废除地主制，没收宗族、寺庙和地主的所有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户。私人只有土地的使用权，没有买卖权。买卖土地必须集体同意，而且只能买卖土地的使用权。”

    范仲淹被吓到了，瞪着周跃不说话，富弼也登时站起来，这是什么制度，谁敢这么干。

    周跃笑道：“刺激吗？”

    范仲淹好半天才回神：“刺激，不怪说是改朝换代。”然后又问道：“怎么才能做好？”

    怎么才能做得好？周跃追忆前世，那些人是怎么做的？做得那么好。

    “地主、富户终究是少数，平民、流民才是大多数，只要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少数人终究是翻不起什么浪的。难就难在这件事要一地一地的去施行，而没有施行的地方一定会有叛乱，史无前例的大叛乱，你要打得过他们。这个过程中还要防备北方趁虚而入。”

    范仲淹苦笑：“那就是没得办法了，我朝撑不起这样的耗费了。”

    富弼却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不说这些，只说这些地够分吗？即便现在够分，以后人口增加，地也不够分啊。”

    “发展工商业，吸引人口向城市流动。”

    “那也不够，人口只会越来越多，粮食就那么多，怎么办？”

    “重启军功封爵，把土地打得大大的。”

    “再然后呢？”

    “只这些就够几辈人做的了，还以后？你能想以后的事情？李世民、太宗当年也这么想得，然后呢？别定万事不变的制度，只定当下的制度，社会变迁，制度就要改，你想不到的。”

    周跃还想说计划生育、火星移民，但是这些怎么解释得清？前者有违现在的普世价值，后者如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