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生骂秦始皇，他的这些批评是有道理的，不全是诽谤。秦始皇不许民间的人思考，于是把民间的书烧了。似乎只让政府思考。但按照他这惯性下来，政府也不许思考，只许我秦始皇一个人思考，你们大臣们就受命承办我叫他干的事就行了。星占家打着天的名义趁机思考国事，给我出主意，更是胡闹。

    秦始皇的这一作风和原则，其实也来源于法家，特别是法家中后出的韩非子先生。在早起的商鞅学派看来，民众是要傻和只出力气才好，而韩非子进一步说君主也不能听大臣的，君主要独制，以免被大臣蒙蔽和专了权。那么大臣也要像民众那样，要傻和只出力气才好。这样的君主，才能掌控整个天下，一万代地传下去。

    于是，卢生就就秦始皇的这一贯独裁，发表了这些抨击。然后，就和侯生一起相携跑掉了。

    秦始皇从迷宫里出来，发现卢生、侯生已经跑了，自己被骗了，还挨了骂，骂词颇传播到了很多人，他的愤怒可想而知。

    卢生已经跑了，难以抓住治罪了，但会不会还有卢生这样骂皇上——诽谤皇上的人呢？秦始皇就派人在咸阳明查暗访，特别是在一帮文学方术士中间，终于探听到一些妖言。所谓“妖言”，和卢生这种诽谤还不完全一样，比如当时有童谣云：“阿房，阿房，亡始皇。”这就是个妖言，它跟非议皇帝不同，但更具煽动性。

    秦始皇于是召集群臣，说道：“去年，我收缴了天下的书，把其中不中用的都去掉了。然后我悉召了天下的文学方术士甚众，都来在咸阳，让他们兴太平，方士则去炼奇药。但是我最近听说韩众偷着跑了，也不告诉我（韩众也是个方术士）。而徐福等人，花费了我巨万的黄金，还是弄不来药，只是一天天地为了抓钱而找出各种理由来报我。卢生等人，我赏赐他们甚厚，他们却反来诽谤我，以影响我的声誉。这些文学方术士在咸阳的，我也曾经派人暗中访察过，发现其中竟然有人妖言，以乱黔首。”所谓妖言，就是“阿房，阿房，亡始皇”，或者“今年祖龙死”这样的短小利于传播的话。

    可见，秦始皇对于文学士和方术士，重点还是侧重查方术士，因为上面批评的全是方术士。当然，因为文学士和方术士是一起来的，所以排查方术士的同时，也排查文学士。

    于是秦始皇下令，叫御史挨个排查这些咸阳的文学方术士。

    于是，排查就开始了，这些文学方术士就转而告发别人，大约你不承认是你放过妖言，那你就说谁放过，而放过的人，又必须告发同党，于是传相告引，最后弄出了四百六十多个“犯禁”的人。

    “犯禁”的意思，就是违法法令，比如放妖言或者诽谤的话，肯定是违反法令了。其实，真“犯禁”的没这么多，因为有转相告引，于是就弄出了四百多个。

    秦始皇毫不犹豫，当即下令把他们全部坑杀了。看谁还再敢放妖言。

    这件事情后来却成了秦始皇的盛名之累，被称作了“坑儒”。其实秦始皇并非专意要坑儒者，这次排查的标准，也不是排查谁学了儒，而是谁像卢生那样诽谤我或者发了妖言。

    而且，这次排查也并没有在朝廷中枢的七十个博士们之间进行，这些博士还都有大量的弟子。这些博士未必都是儒家的，可能其它家也设有博士。但秦始皇都没有排查。

    这些被排查出的这四百多个人，有什么“犯禁”的言论或行为呢？史书上没说，我们可以分析。

    在秦始皇排查文学方术士前，发现这些人内部有“妖言”。妖言指的当不是儒家或者某家著作或者理论中有什么反对政府的地方，儒家、法家、墨家的书和观点不能算是妖言。儒家主张孝、礼，这些怎么能算妖言呢？

    我想，譬如星占家看到星相变异，而发的预言或者解释，这些，其实往往可以被称为“妖言”，比如水星出于东井，就意味着国家有乱臣，五星同时出现在亢宿，就意味着五谷不熟，客星犯井宿，就是意味着国家不该大兴土木，而“荧惑守心”，火星运行出现在心宿，就意味着人君要死掉。这些话，在不爱听的秦始皇耳朵里，都可以视为妖言，并且可以“惑乱黔首”。而儒家的《春秋》《尚书》里，则是没有什么妖言的，而且也没有传播性，谈不上轻易地“惑众”。

    而这些星占家，可以说是近于方术士，古人还曾有“小儿妖言”一语，指的就是有妖言惑众的童谣流行，童谣的内容，当然跟儒家学派很难有什么瓜葛。

    实际上，不管儒家还是什么家，或是方术士，主要排查标准是谁诽谤、妖言以及犯禁。这次坑人运动，主要是从钳制言论角度出来的，不是明确的学派问题。即便是学派问题，从秦始皇发言中一再批判的都是方术士来讲，那也是打击方术士学派为主。

    司马迁在《史记》上综述这两件事情的时候说的是“焚诗书、坑术士”，另一个汉朝人伍被也说是“杀术士”。至于“坑儒”一词的出现，大约是晋朝的时候才开始，目的大约是想抬高儒家的地位，说：你看，秦始皇就是坑儒，于是亡国了，现在你作为皇帝，得重视我们这些儒者。

    总之，说它是“坑儒”，是很不准确的。坑的标准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儒生，坑的原因也不是他们学了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