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彭晓冬没错，我们来时，这里的生产队日值才1毛2分钱，去年达到了1元2毛钱，今年还能提高。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站办所都有钱，他要想带钱走，一人能带走1000多元。但是，开会时，有人提出要带钱走，他们几个公社干部坚决制止了，说那是集体的，一分一厘也不能动。最后连车票和船票都是每个人自己花的钱。我佩服他们的行为，才答应帮他们的。连石书记都不追究他们，你做为知青却说这样的话，不觉得有些过分吗？”朱国荣继续说。

    知青办张主任把云鹏拽到一边说：“我们这里上海知青返城不是先例，从去年全国知青工作座读会以后，一些上海、BJ、天津下到农垦兵团的知青就有回城的了。现在那次座谈会的一些消息都传出来了，我在参加今年省知青工作会议时，省知青办主任公开说，知青上山下乡有四不满意。”

    “哪四个不满意？”云鹏问。

    “第一是知青不满意，说知识青年应该是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他们只念过初中和高中，起不到大作用；第二是农民不满意，说知青干农活不行，上手慢，两个不顶一个，还和他们抢工分；第三是知青家长不满意，很多孩子还靠他们花钱去添补吃穿；第四是农村青年不满意，因为知青抢了他们上学、参军和招工的名额。为此，邓公说了一句话。”张主任说。

    “邓公说啥了？”云鹏急问。

    “邓公说，国家花了几百亿，得到的却是四个不满意，这件事情不能再继续了。因此，那次会议后，就不再动员上山下乡了。所以，今年咱们省知青插队工作就实行了自愿选择。”张主任说。

    “这些话你跟石书记说了吗？”云鹏问。

    “说了，要不然石书记也不会把这件事压下，他刚听到这事时是发了火的，听我说后，又看到集体财物没受到损失，才开会安抚了其他知青，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我认为咱们现在应该把上海知青腾出的房子管起来，那可是国有资产啊！”张主任说。

    “现在咱们县还有多少知青？其中省城和地区的有多少？”

    “还有1万5262人，省城的1626人，地区的3251人，再减去这次走的216人上海知青，本县的1万零169人。女生多于男生，占62%左右。”

    “还有多少个集体户？”

    “1000个，其中知青点100个，共有房屋1万间，其中砖瓦房4000间，砖平房4000间，草坯房2000间。仓房、猪圈、作坊除外，因为那些都是大队或小队给建的，产权不清，我们也没登记。”

    “他们上海知青回上海后户囗怎么办？”

    “集体户和知青点都是集体户口，连同他们个人的档案都在公社五七办保管，公社是一级政府了，我想彭晓东会处理好这一问题的，上海知青做事都很精明，消息比咱们灵通，不会做没把握的事的。”

    “你说这话的意思是知青回城将合法化？”

    “统一发文不好说，因为各省的情况不一样，上海、BJ、天津去年就开始了，我估计咱们省今年备不注就出政策。”

    “那今年下乡的也回来？他们连半年都没呆过呀？”

    “那就得看政策咋规定了，今年还有人下户口不迁的呢，这表明原来下乡两年允许进国营的政策要变了，有能耐你就考大学当干部，没能耐你就当临时工，反正，我这个部门已经岌岌可危了。”

    “你得稳住阵脚，还有那些国家资产需要你看管呢，你只有对国家资产负责，组织上才能对你负责，就按你说的，去把上海知青点和集体户先管好吧！我去各大队走一圈。”

    此时，云鹏知道善后工作怎么做了，一是要迅速把二十家子公社的党政班子恢复起来，二是把现有知青的情绪稳定下来，三是看闲置的知青点和集体户能做些什么，四是做好知青返城的预案。

    他找到了3个留任的公社干部——公社党委副书记兼社员代表管委会主任、分管农业的副乡长和公社党委委员副乡级的武装部长。

    那个党委副书记兼社员代表管委会主任55岁了，叫佟守义，是满族。他说：“我们这个公社和龙河公社原来都是满族自治乡，满族人占50%以上，乡长都由满族人担任。我在这里当乡长和革委会主任有20年，当管委会主任3年。这个公社的主要领导都是选举产生的，党高官由党代会选举，乡长或革委会主任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连大队书记、大队长或大队主任以及生产队长都是选举产生的，谁有能耐，能让社员多分口粮、多挣钱谁上。县委历届书记都尊重我们的民俗，今天，石书记让我主持这里工作，我就准备召开两个大会，选出一、二把手，我仍当三把手。”

    “那侯选人呢？”云鹏问。

    副乡长说：“先开党代会，以各大队书记和我们3个为侯选人，补选书记和党委委员，在17个人中选出7个人，加上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确定党委人员，得票最多的为党高官。然后以党委人员为侯选人，在社员代表大会上补选乡长、副乡长。”

    “那你们3人能保证当选吗？”云鹏担心地问。

    “能不能当上一、二把手，我们没把握，当选现在的职务还是没问题的。因为我们这届党委班子扩宽了东西路，建了砖厂、釆石场和白灰窑，还给釆沙场上了釆沙船，卖了松树苗，建了果园和养鹿场，还给各大队上了种猪场、粗水厂，给谷小队上了草绳机，社员们的眼睛是亮的。”武装部长说。

    云鹏又问：“现任的大队书记中有知青吗？”

    “没啦！这里都是上海知青挑大梁，彭书记一个月前选出了一批大队书记，都是从大队班子中推选出来的，以表彰建猪场、粗水厂等工作成绩为名开社员会选出的。现在我们才明白了他的目的。”佟守义说。

    云鹏见上海知青对他们返城早有准备，便表态说：“那就按你们的想法办吧！那些空出来的知青点咋办？”

    “彭晓东说过，把公社搬到礼堂后面的知青点，这里留给派出所，并在那建个客运站，平顶山和高台子的知青点给大队部，其他集体户当大队文化室。”佟守义说。

    云鹏不由对彭晓东产生了敬意，准备把精力转到站办所上，以此安抚其他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