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空扭曲，天旋地转，大唐才子神游物外，回到长安，回到供奉翰林的天宝年间。

    俯拾青紫，学而优则仕是每一个寒门庶子的梦想。白既无门荫可依，又无科举可考，能凭借陇西布衣之身，奉诏入京，直达天庭，绝对要感谢玉真公主，道士吴筠，工部侍郎贺知章这些贵人的举荐。

    通过“终南捷径”得见天颜的李太白，受到玄宗亲切接见，礼遇甚厚。不但破例降辇步迎，七宝床赐食，更被对方夸得诗才惊天，冠绝古今。

    大唐天子如此礼贤下士，令李白受宠若惊之余，自信心空前膨胀。他本以为无限接近权力中心，一番君臣对奏之后，自己便会委以重用，青云直上。谁知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李隆基只给了他一个不尴不尬的闲差——翰林待诏。

    这个职位无品无阶，一丁点儿权力都没有。说好听点就是皇帝身边的御用文人，随时待命，撰文作诗；说难听点就是在圣人吃喝玩乐的时候，诗文助兴，润色鸿业。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干。李白自视天纵奇才，在治国安邦，辅君济世方面能与卧龙凤雏平分秋色。他的志向是成为“房谋杜断”，姚崇宋璟那样名垂青史的贤相，再不济至少在三省六部，九寺五监里混个一官半职。玄宗给他安排如此鸡肋的差事，实在是大材小用，挺让人无语的。

    都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李白没能蛟龙入海，谋到心仪的职位，其实也不能全怪玄宗封官吝啬，用人失误。

    “李十二”名满文坛，满腹经纶，在才华、气质方面自然是毋庸置疑的。他之所以没能得圣人青眼，封个大官，一方面在于其出身不高，家世微寒；另一方面在于他孤高耿介，没有政治头脑，缺乏察言观色，官场应变的能力。

    李白入朝时，已经四十有二，这个饱受磨难，蹉跎半生的男人，太渴望建功立业，一展平生抱负了。因此，在玄宗拷问“李才子”对国事、时政的看法时，他直言不讳，历数朝廷过度放权、“强枝弱干”、贪腐横行、徭役繁重等种种弊端。

    李隆基嘴上虚怀纳谏，频频点头，其实心里老大不爽。彼时，河清海晏，百姓富足，国力臻于鼎盛。他顺应祥瑞，刚把用了29年的年号，由“开元”改为“天宝”。自己的煌煌政绩彪炳千秋，足以载入史册，与秦皇汉武并驾齐驱。性情耿直的“李憨憨”却吹毛求疵，给出如此不入耳的评价，实在是不讨人喜欢。

    李太白急于表现，用力过猛，加之恃才傲物，不善逢迎，最终没能把握住机会。圣人金口一开，断无拒绝的可能，他也只好顺从皇命，叩首谢恩。

    革命尚未成功，李白仍需努力。虽然翰林待诏地位低下，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利，起码能在皇帝身边晃悠，不乏提拔晋升的机会。李翰林相信，以他的聪明才智，出不一年半载，便可加官进爵，成为圣人倚重的心腹智囊。

    然则文章甲天下，不代表你就一定是王佐之才，能臣干吏，李白终究还是高估了自己在玄宗心目中的位置和价值。李隆基文治武功不逊于太宗，将帝王心术玩得炉火纯青，在选人用人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

    在他看来，李白清高自负，不甚合群，缺乏为官从政的基本素养，所言尽是些流于表面的书生之见。这类眼高手低的文人，作作诗，动动笔杆子还成，如果让他来治理国家，难免会清谈误国，随性而为。

    有鉴于此，注定李白不受器重，难以升迁，在仕途上不会有大的发展。

    李翰林陪王伴驾的日子，远没有想象中的精彩，除了在玄宗宴饮游乐，飞鹰走马之时，偶尔被叫过去，即兴献诗，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翰林院发呆。

    壮志难抒的李白，一个月也见不到圣人几次面，还奢谈什么高升。他审视了一下入职以来的工作表现，发现除了混吃混喝，醉草吓蛮书，醉写清平调之外，基本上毫无建树。

    一天天虚度光阴，一次次失望等待，逐渐令李才子认清现实，放弃遥不可及的儒生梦想。

    他知道当朝天子不会重用自己，只是把他圈起来，养起来，作为延揽天下名士的幌子，消遣娱乐的工具。

    看透一切的李白，心灰意冷，慢慢厌倦了无所事事，研墨洗笔的生活。他渴望自由，渴望山水，不愿一辈子禁锢在这锦绣牢笼之中。

    旷世才子桀骜不驯，才不会为芝麻绿豆的“虚职”营营役役，为丰厚的润笔费夹着尾巴做人。他决定换个活法，怎么开心怎么来。

    于是乎，满朝文武，包括玄宗在内，发现那个温文尔雅的天才诗人变了。他我行我素，迟到早退，不再按时按点打卡上班。整日与贺知章、李适之那帮文友酣歌燕饮，放浪形骸。除此之外，李翰林的敬业程度也是大不如前，过去天子召唤是随叫随到，出口成诗；现在是三催四请，敷衍了事。

    李太白区区布衣，能够一跃成为皇帝身边的“大红人”，随侍左右，本就招人嫉妒，这下更是引来诸多王公大臣的不满与排挤。

    朝堂上，看他不顺眼的宰执重臣纷纷出班启奏，点名道姓指责李白“恃宠而骄”，“交通外官”，“目无君上”，“出言无状”等累累罪行。

    玄宗龙颜大怒，本欲惩戒，看在他冠盖满京华，写了不少段子，又有贺知章、李琎、晁衡等人求情的份上，决定下不为例，网开一面。

    侥幸躲过一劫的李白，惶惶不可终日，深切体会到什么叫“伴君如伴虎”。通过这次小小的风波，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把入仕为官想得太简单了。一个没有家世背景，空有才华而不善权谋的人，是无法在尔虞我诈的官场博弈中立足的。

    偌大的长安，九重宫阙，百官万民，竟容不下一个李白。

    李翰林不愿屈沉下僚，久居人下，却无力改变命运，跻身权力中枢，内心苦闷，愤而提笔写下《玉壶吟》。

    “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君王虽爱蛾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

    在宵小的诋毁下，在同僚的排挤下，李白风头渐逝，慢慢被皇帝疏远，遗忘。这个“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大唐第一才子，壮志难酬，郁闷难当，再没仰天大笑过。

    不受重用的李白，冷眼望着笼罩在盛世光环下的大唐。面对君王的骄侈怠政，他无法谏言；面对朝政的沉疴积弊，他无法献策；面对官场的倾轧之风，他无力自保；面对权宦的擅权乱政，他无力肃清。

    李翰林思考人生，反躬自省，发现自己除了写写溜须拍马的官样文章，毫无用武之地。崇尚自由，追求诗和远方的李白，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他的诗，他的词不该只为帝王宠妃歌功颂德，而应该为国，为民，为大好河山，为人间万象而作。

    早已萌生去意的大唐才子，打着思乡心切，回家探望妻儿老小的幌子，向天子告假。玄宗对这位牛皮哄哄，呼之不朝的“大酒鬼”，心生厌恶，早就想炒他的鱿鱼，索性开除公职，赐金放还。

    于是，在天宝三载，一个秋风生渭水、落叶满长安的秋日，李白单人单骑黯然离开繁华富庶的帝京，独自踏上了未知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