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关于军户的。”

    一刻钟后，王战再次回到了皇极殿，在御座上坐下之后说道。

    刚才说完高薪养廉与严刑峻法之后，王战到后殿喝了口水，出了个恭，打了两趟拳活动了一下筋骨。

    其间，也让大臣们都出去方便了一下，如今这些事都很方便，皇城内厕所、化粪池、下水管道等下水设施已经改造完成。长时间站立的臣子们也都纷纷活动腿脚血脉，毕竟他们从辰时一直站到了现在。大殿大朝会不像偏殿的小会，目前为止参加大朝会的臣子是没有座椅的，除了孙承宗等几位老臣有皇帝的特意赐座。

    “所有军户都曾经为大曌浴血奋战，立下过汗马功劳，将来他们也仍然要随时准备为国家民族献出性命，所以，他们不该如现在这般饥寒交迫。太祖给军户分田，每户皆有定数，不准买卖，且还由朝廷发给耕牛犁杖，每名军卒平均耕种五十亩，不但足够他们丰衣足食，还能令国朝不费粒米而能养百万兵。现在，他们被上官与地方士绅豪强侵吞田产，饥寒交迫甚至干脆逃往他乡、为人奴仆，朕现在就要改变这种恶劣情况，取消各卫所现有田地的田籍，卫所军官过限的田地、之前被地方士绅吞并的军田，全部重新分给地不足五十亩的穷苦军户。”

    “另外，国朝军户最初是每亩税赋一斗，建文年间，改为每亩四斗八升，永乐末年，成祖又把军户亩税由四斗八升降为一斗二升，仍然远高于普通民户的田赋。朕以为，舍命为国征战者反而要多纳税赋，受人以性命保护者反而少纳税赋，这没有道理，我大曌不能让流血者再流泪。所以，朕决定，军户从此免赋。只要家中有青壮男子为国家百姓从军，只要是朝廷拨给或赏赐的土地，无论多少亩，皆免赋。”

    “明年春天，愿意给朕往东北运军粮的人，无论是民户还是逃民、囚犯，只要一路推车将粮食运到东北，朕皆允其在东北立户、开荒，户给地三百亩，三年免赋。若是军户家中另有壮丁愿意运粮去东北，愿意留在东北并加入当地卫所的，立户，给地三百亩，免赋。若军户家中无有成年男子，无法从军，则年赋一斗。”

    “还有，各卫所百户以上的官员全部入京受训，合格者进入新军，不合格者革职为民，以后卫所军官归兵部统管，但军户田地仍要接受户部与都察院的监察，防止依仗免赋待遇而接受诡寄投献。不肯进京受训、不肯吐出田产者，凌迟，满门抄斩。”

    “诸公......以为如何？”

    王战决定一鼓作气，给文官立好规矩之后，对军户卫所相关事务与权贵也一并下手。他不想再徐图了。

    “嘶......诶呀......”闻听皇帝对军人的待遇安排，文武班列皆起了一阵骚动。

    大曌建文年间规定，军户的田地五十亩为一分，而田赋则是“每军亩一分，正粮十二石，收储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也就是每家军户五十亩地，一年下来要交出去二十四石粮食，摊到每亩就是税赋四斗八升，虽比不得民间地主六斗七斗的田租，但也可谓相当之高。

    到了永乐二十年，有感于军户本是为国舍命征战之人，家人日子不该如此艰难，成祖便把军户田赋亩税降为了一斗二升，令军户负担大为减轻。但即便如此，内地军屯八十九万六千顷，仍然可以满足军食之半，朝廷明文记载：“实收籽粒，足以充军食之半”。其中所说的“籽粒”就是军户田赋，全名为“屯田籽粒”。这种情况下，不足的部分由盐引商屯解决。

    八十九万六千顷的军屯耕地，每亩收赋一斗二升就可以满足军食之半，这也就是说，两斗四升就可以满足全部军食之需，朝廷不必再费一粒米。而军户在建文的时候要交四斗八升，这时候是军户田赋最重的时候，但却听不到有军户因田赋沉重而逃亡，因为按亩产一石计算，每亩还能剩下五斗二升，按每名军卒家中平均耕种五十亩计算，军户就可以剩下二十六石，虽不富足，但足够全家吃饱穿暖，且能保证保证家有余粮，而且这时还是由朝廷发给耕牛犁杖。但到了现在，大曌军户名义田赋只有一斗二升，却有大量军户逃亡，隐姓埋名投到士子乡绅名下去做佃户或者说做农奴，宁可每亩上缴一半甚至六七成收成也不当军户了，由此便可见此时军户实际负担有多重、被上官和地方士绅豪强盘剥的有多苦——必定是远超每亩四斗八升、远超收成之半、远超六七成，最大的可能是入不敷出，一年的收成去了缴纳田赋就要全家饿死。

    从民间嫁娶上也可以看出此时军户的日子是什么样——此时大曌普通民户家的女儿只要还没有饿死的危险，就根本不愿意嫁给军户，因为嫁给军户反倒更容易饿死。

    如今王战给予免赋的待遇，军户立时就会成为所有百姓眼中的香饽饽，比成祖时还香，比国初太祖时还香，他们的生活水平和民间地位立时就得到极大的提高；而同时，朝廷却至少失去了上千万石的军户田赋“屯田籽粒”。这一得一失之间，差额巨大，由不得大臣们不动容。

    “陛下，军户制乃大曌安危之柱石，怎能如此轻易改动？一夕之间将卫所将官过限之田尽数收回、分给军户，将卫所官员全部调入京城受训，臣恐卫所混乱、国家有危；陛下还允许军民去东北开荒，恐亦会形成流民大潮。尤其是罪囚亦给立户，臣恐民间佃户甚至奴仆都会大量涌向辽东，引发主仆冲突、民间动荡。且东北苦寒，大量流民若不能自给自足，则需朝廷调粮赈济，此又为一大负担，请圣上三思啊。”闻听皇帝对军户的这些安排，许多大臣大惊失色，朝班中，挂右副都御史衔延绥巡抚朱童蒙抢步出班启奏。

    朱童蒙是万历三十八年的进士，文武双全，善于骑射，身材远比一般文臣高大魁梧，是前段时间王战召督抚回京的时候被召回来的。他早年做过中书舍人，兵科给事中，兵科都给事中，召回来之前是延绥巡抚。今年虽已五十四岁，亦留了三缕长髯，但一干兵事历练之下，气质却明显不同于纯粹的文臣，一张长脸，两腮略瘦而线条硬朗，眼大有神，凛凛生威。

    冯三元、张修德、魏应嘉等人弹劾熊廷弼、导致熊廷弼被免职的时候，人人视辽东为畏途，朝廷要派人去辽阳调查辽东的实情并督战，根本无人愿往。当时身为兵科给事中的他自告奋勇，着铠甲，骑战马，挎刀挟弓进入了辽阳，实地调查之后上奏，“臣入辽时，士民垂泣而道，谓数十万生灵皆廷弼一人所留......敌攻沈阳，策马趋救，何其壮也......遽尔乞骸以归，将置君恩何地？熊廷弼功在存辽......罪在负君”。

    他的意思很清楚：熊廷弼对辽东的功劳数十万军民有目共睹，皆感念在心。要说错，错在耍脾气、摔耙子不干、辞职回家，这等辞职摔耙子之举有负君恩。

    这番结论，可谓持正中允。

    与朱童蒙的调查结论相辅相成的是，曾经的首辅刘一燝也说“廷弼守辽一年，奴酋未得大志”。

    可惜，说完这话，在东林中相对温和的刘一燝不久便丢官去职了。鲜花着锦、烈火烹油，‘谁不赞同我谁便是邪党’的极端东林得意式盛之时，没有温和者的生存空间。

    从辽东归来之后，朱童蒙还写了不少关于辽东兵事的著述，后来他还做过兵备、右参政、太仆寺少卿，此次回京之前他正在挂右副都御史衔巡抚延绥。在巡抚任上，他在延绥这种黄土与沙漠交杂的地方，多方筹措军饷，对于以哗变相威胁的，坚决不给；对于久被拖欠军饷的底层士卒，及时查清补发，使军中士气大振。

    他还曾在天启二年的时候弹劾势头正盛的邹元标、冯从吾，认为二人开设首善书院进行讲学是祸乱国家，也因此得罪了东林党，被骂为阉党——问题在于，此时阉党远未成型、得势，朝中还是所谓的“众正盈朝”，从六部到都察院，大佬多数都是东林。朱童蒙在此时得罪东林，究竟是因为他是阉党，还是因为他具有对事不对人的刚直？

    对于这些，王战都明了。既然明了，对于朱童蒙这样的大臣，王战自然是温言相答：

    “爱卿不必担心无人守卫大曌，也不必担心有人作乱。爱卿们都想想，难道让卫所官员继续当官就有人守卫大曌了？除了那些富裕的百户、千户、都指挥使，卫所剩下的都是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要饭花子一样的军户，怎么守卫大曌？如今我大曌在辽东作战的哪有军户，还不都是募兵？至于说乱，哪个穷军户会不愿意朕给他们免赋、会跟着油光满面的上官作乱？流民亦不必担心，边疆终究是需要人去开垦，流民肯去，有益无害。那些主家若是识大体的，便不该阻挡奴仆立户自立。这世间，谁不愿意光宗耀祖？谁愿意为奴？还不都是被士绅权贵逼得活不下去？”

    王战的回答中，既不担心大曌的战力、不担心动乱，也不担心军户的管理会混乱。

    大曌的军户本来就归兵部和户部双重管理，推行田赋新政加上整肃官僚系统之后，尤其是有了免赋的待遇，许多过去隐姓埋名、隐田瞒户的，都会主动冒出来登记。有了明确真实的田籍，有了表明军户身份的户籍，还有严格的《考成法》加上将要推出的严刑峻法，地方官员在征兵动员方面也完全不会有问题，一定会清楚明白，也一定不敢再乱收田赋、侵占军田。

    而且王战本来就有充分利用人力开发边疆、稳固边疆的打算。人力从哪里来？日子过得下去的老百姓是轻易不会离开故土的，只有逃民、被买断身契的奴仆和囚犯最有动力；另外，军户子弟可以在东北立户、可以有三百亩免赋田是一大吸引；而富户若舍不得利益，不愿让利给佃户，则无地的佃户也正好可以移民东北。只不过对最后一点，王战不打算太过宣之于口，只是用“识大体”轻轻点了一下。

    “微臣......明白了。”

    朱童蒙闻听皇帝之言后略一思索，也便不再争辩。

    他虽回京不久，但亦明白，皇帝如同面对这半年的其他事情一样，早已经是胸有成竹。其实他也知道，军户大量隐姓埋名的逃亡，卫所兵员首先就不足，剩下的也是老弱病残，如同上官的农奴，所以如今的卫所兵根本毫无战力，哪有什么作乱的可能？只是王战的举动也确实堪称天翻地覆，几句话之间就颠覆了大曌卫所制，将之归入了战兵系统，还给开荒的囚犯逃民立户，一时间震惊了他，本能的担心有不满之人煽动作乱，因而才出言反对。现在皇帝将事实道理讲清之后，他就如这半年来许多次朝会上的许多大臣们一样，在皇帝做出合理解答之后便不再争辩。

    “圣上此议有理，臣以往腆为督师，却对军户此等惨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实在愚顽。今日听圣上之言可称醍醐灌顶。军户世代舍生忘死、保家卫国，他们才理当得此免赋之待遇。大曌不能让流血者再流泪，圣上此议大善！”孙承宗出班深施一礼，正色称颂。刘宗周、黄道周等人闻听之下也纷纷点头赞许，直承自己身为朝廷命官却忘了军户疾苦、妄读圣贤书。

    “诸公有此认识，朕心甚慰。从此以后，大曌土地禁止买卖，只可由朝廷分配。田主若要外出经商或务工，出租田地也必须在官府登记，定明租税，亦可委托官府帮助出租，田主最高可以得到五成收入，租种者至少得五成收入。田主必须缴纳田赋，朝廷则按田籍收赋。若一门绝户，则田地只能由朝廷收回，重新分配。如此，彻底消除官员豪强侵夺田亩之可能。另外，以后，大曌实行义务兵役制，平时并不全部当兵，而是优先军户，同时招募一些志愿当兵的青壮，一人当兵，全家光荣，田赋全免。但在律法中要明确，一旦国家有难，当朕发出动员令的时候，所有百姓都有义务接受征召，尤其是官吏子弟要优先征召，只想躲在后面享受别人保护、拒服兵役的，斩。”

    王战趁热打铁，推出相应举措。

    大曌的军制，一直以来名义上都是都督府、都司、卫、所的结构形式，也就是洪武太祖所说的“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的卫所制。卫所制兵农合一、耕战兼备，不但保证了兵源，也保证了军队粮饷的自给自足。“卫”就是“卫指挥使司”，“卫指挥使”为正三品武官，“所”就是千户所、百户所。大曌全国卫所军人总数名义上近二百万。但这样一支庞大的兵农合一的屯垦与战斗兼备的力量，曾经赢得巨大荣光的英烈后裔，现在既不能击退外敌，也不能保证自给自足，甚至多数饥寒交迫、形同奴仆。面对北方的入侵，大曌目前靠的都是招募的战兵，卫所完全无力出战，形成了事实上的二元军制。

    王战要统一军制，但王战不想取消军户的身份，不准备取消已经名存实亡的军户制，而是要让这些曾经保家卫国的军户成为荣耀的代名词，彻底消除保家卫国、浴血牺牲的军户反而要承担重赋的不合理现象。王战要给这些祖上曾经驱除鞑虏的开国功臣之后分田地，给他们以富足、荣光、尊严和自豪感，给他们再次树立起保家卫国的自豪感，使他们像彼世的建设军团一样成为国家稳定边疆的基石。

    王战的这些安排，一来消灭了土地兼并的任何可能。二来消灭了所有军户头上近乎土皇帝的卫所官僚体系，将卫所官员并入统一的军队体系，消除大曌军队的二元体系，消除了卫所系统官吏对军户的盘剥。而且，如此一来，还可以取消卫所与屯田相关的冗官，缩小大曌的官僚系统，还可以释放劳动力和耕地。

    至于这样做的底气，一在于手中强大的新军，二在于所有军户的拥护。

    王战的田赋新政已经将所有的穷苦老百姓包括军户都先争取到了自己这边，尽最大可能消除了万一万一的哪怕很微小的动乱可能。现在田赋新政已经被内操军和说书人宣扬得人尽皆知，保民国税碑已经都立起来了，卫所官员丧失了任何作乱的可能，连阳奉阴违都做不到了。除了百户、千户、指挥使、都指挥使这样的既得利益卫所官，卫所系统百万军户几乎都是饥寒交迫，没人会反对年赋一斗，更不会反对由年赋一斗变为年赋全免的军户、由被普通民户瞧不起的重赋军户变成了被仰视的免赋军户，这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在一步登天的好日子基础上，再登一步天，所以他们绝对不会有人造反，只会有人感念皇恩，只会有人觉得军户光荣。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战不是在早期推行田赋新政的时候就明确军户这些问题，尤其是没收卫所官员超过限度的田亩、将百户以上卫所官员全部召进京这两个安排。

    御座下，群臣也都是顶尖的聪明人。很快，他们也想明白了这些，看向上方皇帝的目光，无形当中多了许多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