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挣位期间管仲射了自己一箭，齐桓公和管仲之前也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

    他对管仲的了解更多地是从他的师傅鲍叔牙那里听来的。至于这个被他师傅无比推崇的管仲究竟有什么能量，齐桓公当然要进行面试。齐桓公是一个有理想、有梦的人。如果他没有梦，也就没有了动力，那么，管仲早就被杀了。因为他有梦，所以，为了梦想，他可以舍弃个人恩怨，宽容一个曾经要杀自己的人。但有梦想和把梦想变为现实是两回事。他需要有人来帮他，需要有大能量的人和大量的能人。

    当年周文王对吕尚的面试选在了渭水河畔。

    如今齐桓公对管仲的面试的地点选在了庙堂，够正式。因为没有人敢在祖先的牌位前信口开河。对于管仲来说，这也是一次决定他命运的面试。如果不能说出个一二三，又怎能对得起鲍叔牙的一片苦心。

    虽然面试的地点选在了祖庙这个正式的地方，面试的方式则比较让人放松，采取的是边喝边谈的方式，齐桓公让人准备了佳肴美酒。

    三酌以后，齐桓公率先长叹一声，进入正题。齐桓公说：“先君襄公在位的时候，不好好料理国政，只喜欢游山玩水，放鹰打猎；不尊重人才，只喜欢讨好妇人。后宫的女人多达数百，都是锦衣玉食，好生供养，军费开支都被用在后宫，而前线作战的将士吃不饱也穿不暖，贤能之士的地位反而不如女人的地位高。国家被搞得乱七八糟，宗庙也被弄得乌烟瘴气。管先生给我说说，有什么办法改变这一切？”

    不得不说，桓公能做春秋第一霸绝不是偶然，他很有洞察力，知道当前问题的所在。

    管仲回答说：“过去的先王周昭王、周穆王以效法文王、武王的政绩而成就美名。召集众长老来考察选择百姓中有德行的人，制定法令作为民众行为的准则，同时树立相应的榜样，以此把百姓维系起来。从根本上来解决那些细微末节的问题，用赏赐善行来引导民众，用惩罚罪恶来纠正偏差，使长幼有序，为百姓立下规矩。”

    桓公听到后，很感兴趣，紧接着就追问：“那怎样去做呢？”

    管仲回答说：“过去，圣王治理天下时，曾把都城分为三区、郊野分为五区，以确定百姓的住地，让百姓各就其业，设置葬地作为他们的归宿，并谨慎地运用六种权力。”

    桓公问：“怎样使百姓各就其业呢？”

    管仲回答说：“士、农、工、商，不要让他们混杂居住。混杂居住会使他们相互干扰，工作不安心。”

    他当时提出的“士农工商”并不是后来普遍认为的四个等级，而是四个平级的各有侧重的“职业群”。

    桓公问：“怎样来安排士、农、工、商的住地呢？”

    管仲给出的答案是“叁其国而伍其鄙”，把全国分为二十一个乡。工匠和商人的乡有六个，直属国君。剩余的十五个乡，主要是士人和农民居住。这十五个乡分为三部分，由国君掌管五个乡，国子掌管五个乡，高子掌管五个乡。这就是叁其国。

    管仲的改革很好地照顾了既得利益集团——国子和高子。这也是管仲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原因，国子和高子的利益也得到了照顾，他们自然是支持改革的，这大大的减轻了改革的阻力。

    所谓“五其鄙”，即在鄙野地区设立五大属区，分别设立五个大夫进行管辖。同时又将每个大夫管辖的区域分为县，乡，里，卒四级，每级分别设立官员管理。五大夫在每年的正月向桓公汇报属内治绩，推举属内贤能。五其鄙才是管仲行政改革的关键。也就是管仲构建了一套基层行政体系。春秋时代各国的行政基本只能及于城市附近居住的国人，对于乡村中居住的野人管理极为薄弱，而齐国则在乡野中建立了一套行政体系，提高齐国基层行政效率，挖掘了齐国的人力资源，增强了齐国的动员能力。

    齐桓公大喜，问道：“这下我可以号令诸侯了吧？”

    管仲摇摇头：“还差一点。”

    “请先生继续说！”

    管仲说，搞好内政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之后，还要注重搞好外交，先和周边的邻居搞好关系，退回齐国侵占的别国的土地，不要收受他国的贿赂，“以亲四邻”。再派游士八十名，前往各诸侯国打探情报，看哪个国家的君主昏庸无道，再发动诸侯联合讨伐他通过讨伐“无道”的诸侯，齐国的威望树立起来，再率领诸侯朝觐周天子，尊崇王室。到那个时候，您不想号令诸侯，诸侯都哭着喊着要您来号令了。

    齐桓公在谈论国家大事中认识到管仲的本领。此时的他才真正明白了鲍叔牙为什么会如此推崇管仲了，他比自己早就了解了管仲的治国之策。

    管仲人生的上半场虽然吃了许多苦头，但也学会了很多的本领。通过经商，他亲身体会了经济交流是如何进行的；通过当兵，他学会了军事技能和军事实践，比如他一箭能射中小白表明了他的基本功还是不错的；通过应聘官吏，懂得基层官吏的生活，懂得了官府机制和内幕运作；通过王室内部的角力，懂得了上层贵族的生死斗争。在王室斗争虽然失败，成为死了一次的未亡人。坎坷的阅历，帮助他深刻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底层，一旦执政，这些阅历徒然成为宝贵的财富。这是那些世袭的卿大夫无法获得的。

    齐桓公对鲍叔牙推荐的这位相国很满意，但任用管仲为相，在国内仍然有不小的阻力。第一个原因是时代的原因，春秋时代，士阶层尚未崛起，治理天下都是诸侯卿大夫们的事儿，像管仲这样的底层士人，能力再强也不可能碰触国家大器。第二个原因是管仲本人的原因，在当时的不少人看来，他没有给公子纠殉葬，而且个人品德也不是很高尚，甚至还射过国君。可以算得上是劣迹斑斑。

    齐桓公也了解这些情况，于是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抬高管仲的身份。齐桓公郑重其事地斋戒沐浴三天，在大庙里当着全体官员贵族的面拜管仲为相。据《吕氏春秋》和《韩诗外传》记载，齐桓公为了加强任用管仲的合法合理性，还在第二年的正月大朝期间举行了一次祭祖仪式，他命令有司打扫宗庙，设置几筵，又具太牢（即猪牛羊三牲），祭祀告祖，

    齐桓公对齐国的列祖说：“自吾闻夷吾之言也，吾目益明，吾耳加聪；不敢独擅，敢以告于先祖。”

    说完回头命令管仲道：“夷吾佐我！”管仲倒退着走了几步，再拜稽首（即跪下来以头触地，春秋时的君臣之礼没有后世那么变态，后世动不动就三跪九叩，春秋时最严重也就再拜稽首了，平常连稽首都不用），接受任命然后离开了宗庙。如此，管仲就等于在形式上得到了齐国历代先祖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