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波易谢，寸暑难留。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时间已是1915年初秋，但中国的时局却显得越来越混乱，越来越不安宁了

    虽然从整个大局去看，共和民主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但是新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总是给不了任何人安全感。年初的时候，大总统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会。五个月后，又以“人民滥用民主自由、人民政治认识尚在幼稚时代”为借口，废除原有的民主性质《中华民国约法》，决定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还规定总统有无限任期并且新任总统由上任总统指选。从这些条文可以看出，袁世凯已经差不多要挂总统名义，实行皇帝性质了。特别是他与日本签订的《民四条约》，丧权辱国，更是激起各地爱国志士一波又一波的游行抗议示威。

    对于平头的老百姓，在含辛茹苦的岁月里，他们是不会关心中央政策的变化的，不管是清王朝还是中华民国，其差别在他们眼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多一条辫子和少一条辫子而已。最多的，也就是再也不用给满族旗人面子，相反很多满族旗人倒要给汉人面子。

    但是对于天佑和天源批局的人来说，他们时刻关心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发展。一方面，如果局势持续剧烈动荡，势必影响道路的安全，会给批银的押送带来安全隐患，这是关系到侨胞侨眷以及侨批局各方切身利益的。另一方面，国弱则民贱，侨胞背井离乡，谋生异域，平时处处受到洋人的轻视和欺负。从情感上说，他们更关心家国，希望祖国能强大繁荣，成为海外游子坚强的靠山。但是现实中国内形势的发展却让他们一再失望。所以，大家经常在侨批局的办公室里聚开会，讨论国内局势，商讨应对办法。

    “现在看起来，袁世凯虽位居中华民国大总统，但并非民望之中的领袖。各地军阀割据，特别是广州一带的党众一直对于他取代孙中山一事怀恨于心。西南军阀也有所动静。北京倒是渐渐成了众矢之的。”天佑开门见山地说。

    “就我所知，广州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力量在如今并不是很健全，但是西南等地的军阀还是非常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当然，这并不表示西南等地的军阀真正支持共和民主思想，我看关键还是在于孙先生所提倡的一些观点符合了他们的利益。他们的眼里也永远只有利益，如果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是绝对不会去做的。”志源也说了自己的观点。

    “这就说明白了，眼下袁世凯的北京政府并没有真正意义上满足全国各地督军的利益，甚至我们可以推测，目前能够为他所用的，恐怕只有其北洋本系的六镇兵力。我看报刊上的分析，虽然说北洋派系军事实力不容小视，但是单凭这二十多万人，真正统一全国的是不可能。”阿涛也说了自己的见解。

    自从火场逃生之后，阿涛就留在天源批局，协助志源和天佑管理日常事务，也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和会议。阿涛脑瓜子灵，又曾读过书，识得字，工作之余经常阅读南洋的华文报纸和书籍。经过近一年的接触和学习，他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也相当了解。

    “当年，国内志士舍命，海外侨胞舍财，之所以要建立民国，推翻迂腐无能的清朝，那正是希望国家能够强盛，主权能够受到尊重，在国际之上获得一席地位，不被外侮所轻视，海外华人也有强大的祖国作为倚靠。”志源说到这里，脸色渐渐有些严肃起来，“可是，如今民国成立了，军队改革了，宪法也颁布了，但是纵观中国国内现在的状况，与满清之时有何区别，同样是令人心酸。”他的说话之间不禁有些哽咽，情绪完全的投入了进去。

    “清朝之时，诸国列强称我中华子民为东亚病夫，仰仗着强大的军事任意践踏中国主权。而现在中华民国成立了，这些被践踏的主权依然没有得以恢复。相反全国各地的军阀，不思为国效力，个个只谋着自己的一份利益，何其悲哀，何其心酸？”天佑缓缓的叹了一口气，接着摇了摇头。

    “我们，包括海内外所有的同胞，都希望全国上下能够偃旗息鼓，鼓励民生国力，然后共同抵御外侮。不过依我看——虽然我对政治了解的不多——这些愿望只是一厢情愿而已，纵观今日局势，要想在短时间内偃旗息鼓是不太可能了。家乡侨眷的生活，包括侨批局的经营，将会越来越困难。”阿涛无奈地说。

    “这些天，我还有另外一个思考，近百年来，洋务派引进西方技术，制造坚船利炮；立宪派引进西方政体，提倡君主立宪；孙中山先生等革命党人引进西方思想，主张民主共和；这些无一不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中国依旧贫穷落后。甚至你看西方‘母体’社会，也陷入大战泥潭多年，同样是民生艰苦。”天佑慢慢地说。

    “你是在质疑西方文明，还是在质疑革命党人，否定民国政府？”志源有些生气地说。

    十几年来，志源都是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坚决追随和拥护革命党和孙中山的一切政策和措施。但是近来天佑对国内形势多有反思和质疑，让他颇为不悦。政治思想观念上的一些差异，使得两人也几次起了争论，虽然这只是属于思想学术的争鸣，并不影响他们的友谊和合作。

    “说不上质疑，更不是否定。我出身渔民，做过水客，不是什么思想家政治家，只是站在农林牧渔这些普通老百姓的角度看事情、想问题。我支持民主共和，这是大势所趋，只是我觉得，中国的东西固然有很多的不足和缺点，西方的所谓‘思想价值’也未必是普世皆准的良药。两者具有缺陷，都应该同时被改造。就像侨批局的经营，不能完全照搬西方近代的企业与金融理论；管理偌大的中国，也不能****吧。我们还是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