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入宋太宗赵光义的时代了，兴许暗地里他自己已经为此做了很多年的准备，在惊心动魄的度过烛影斧声那一夜并取得最终胜利后，赵光义接下来的每一个步骤都紧锣密鼓：

    十月二十日夜，太祖赵匡胤崩，二十一日，赵光义继位，并当着群臣的面一顿嚎啕大哭。

    二十二日，赵光义发布继位诏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赵光义在皇位稳定之后，便第一时间着手对《太祖实录》等一批重要的官方文献进行修饰美化，起目的便是掩盖烛影斧声时间的真相、强化自己继位的法理正统性。

    这其中当然包括了这篇继位诏书，我们现今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看到的这篇诏书已经是经过了多次修改，但其中仍然保留下来了诸如“先皇帝创业垂二十年，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遵承，不敢踰越，咨尔臣庶，宜体朕心。”

    这些原话实际上这些就是赵光义打着继承太祖创下的祖宗家法为由头，给自己的一些制度措施带货，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对出征将帅的限制等，这些后续我们还会再说。

    二十三日，在宰相薛居正为首的群臣强烈请求下，赵光义移居长春殿听政，正式坐上正殿御座，结果发布的第一道人事任免竟然无关当朝的宰辅重臣，而是将自己开封府的嫡系班底程羽、贾琰、郭贽等人提拔至中央各级要害。

    4天以后的二十七日，赵光义才姗姗来迟的发布了关于勋贵重臣的敕封诏书，先是以皇族赵廷美为首的一众皇族：

    以皇弟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皇子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德昭为永兴节度使、兼侍中，封武功郡王；贵州防御使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平章事。

    每个人都官升一级，尤其是赵廷美，直接拿到了齐王、开封府尹的“亲王尹京”准皇帝待遇，这也是情理之中的。

    你赵光义上位打的是莫须有的“兄终弟及”的旗帜，那现在必须要拉上赵廷美把这出戏唱下去。

    再有一点，此时此刻赵光义也需要赵廷美和他站在一起，来抵消赵德昭、赵德芳等先帝儿子的影响力，帮助他度过继位初期朝堂和天下的质疑。

    之后是有关朝廷重臣的晋封：

    宰相薛居正加左仆射，沈（义）伦加右仆射。参知政事卢多逊为中书侍郎、平章事，枢密使曹彬加同平章事，枢密副使楚昭辅为枢密使。

    先是政事堂这边，对薛居正、沈伦晋衔，提升卢多逊为正宰相，形成了东府三相并立的局面；

    西府枢密院这边就有些耐人寻味了，枢密使曹彬加了同平章事的帽子，但同时楚昭辅也晋升为枢密使。

    一时之间掌管兵机的枢密院同时出现了两位主官，这种现象很少见。

    我们之前介绍过，楚昭辅掌管三司的时候就因为筹措粮草的事和赵光义团体深入的接触过，二者之间做的关系就算不是暗通款曲也起码是非常密切。

    赵光义继位后，提拔楚昭辅与曹彬在枢密院共同掌权，这就是对纯武将出身、深受赵匡胤提拔知遇之恩的曹彬展露出的些许不信任。

    但我要说，赵光义太把曹彬当回事了，曹彬一身本事、千好万好，但最好之处就是识时务、知进退，在他这里从来没有什么只认老主子的问题，谁当领导就给谁干，只认领导不认个人，马上赵光义就会感受到这一点。

    尽管经过了深入的思考酝酿和交换意见，但赵光义的这次利益割让仍然没有一步到位，最主要的不满意方就是赵廷美。

    虽然已经“亲王尹京”了，但和之前赵光义“晋王、开封府尹、位列宰相之上”相比，赵廷美还没有满足自己的期望。

    面对此时此刻无论如何不敢得罪的亲弟弟赵廷美，赵光义只能在8天之后专门再下一道诏书，诏齐王廷美、武功郡王德昭位在宰相上。

    既然要安抚，就一并把哥哥的长子德昭地位也抬起来，还正好显得我为君大度。

    但赵廷美、赵德昭都没想到的是，他们今天是如何从赵光义这里拿到这些的，将来也会被赵光义处心积虑的再收回去，只不过那个时候，赵光义可不单是想要他今天发下去的帽子了，还有他弟弟和侄子的命。

    经过对bug打补丁，赵光义总算完成了继位之初权利的分配，安定了朝堂局势，接下来他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一些事了。这其中主要有两件事：

    科举改革和抑制藩镇，其核心目的都是为了集权。

    先来看科举改革。在介绍此内容，首先简要介绍一些科举制度的背景和前状。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朝时期，与汉朝实行的察举制和魏晋时期实行的九品中正制相比，科举制度受人为因素影响更小，因而选人用人也更加公平公正。

    科举制度在隋朝的兴起，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世家世袭统治阶级的状况，给寒门子弟阶层跃升提供了通道。

    五代以后，由于战乱频繁，科举制度一度流于形式甚至中断。到了赵匡胤建立宋朝，又重新在唐朝的基础上恢复了科举制度。

    北宋时期，科举考试分为制科和常科。

    先说制科，这个简单的理解就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为选拔特殊人才而进行的考试，考试内容由皇帝决定，考试时间不固定。

    通俗点说，皇帝如果喜欢足球，就可以考足球，那么足球踢得好的就可以名正言顺通过考试入仕做官。

    如果过了几年皇帝又喜欢篮球不考足球了，那么足球踢得好的就不再有机会通过考试来做官了。

    制科在唐朝时非常流行，并且主要是针对选拔文学人才来进行，考试内容偏重文学。

    但是到了宋朝却热度骤降又几经起伏，因此成为了一个非常小众的考试，举办次数少、通过人数少。

    据统计，唐朝历时289年，通过制科考试的有近1600人，而宋朝319年历时，却只有40人通过制科。北宋共9位皇帝，一共只举行了24次制科考试，而唐朝今唐玄宗一朝，就举行了23次考试。

    再来说常科，常客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理解的科举考试。考试科目主要分为进士、诸科、武举。其中进士科是最为重要的科目，主要考经学、实务策和诗词赋等。

    而诸科是指进士科以外的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其他科目的总称。比如唐朝时期就有明经（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俊士（考试对经典书籍做填空题）、明法（考试法令知识）、明算（考试数学）、明书（考试书法）科等。

    武举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就是专门为想成为武将的人举办的考试，周星驰的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主角参加的就是武举考试。

    武举考试的科目随着历史发展一直在变化，但大体上不出下列三类：

    即基础理论（兵书兵法等）、基础体能（跑步游泳跳高举重）和基础技能（射箭挥刀、舞枪弄棒等），这些也是直到今天职业军人的共同训练科目。

    需要特别说明的有两点：

    第一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词汇“秀才”，其实一开始也是科举考试中的一门科目名称，即秀才科，主要是靠有关治国方略的策文。

    由于这项科目知识技能跨度大，评判标准尺度难度高、不确定性大，所以设立以来报名的人就很少，后来在唐朝时期就废除了。

    第二是宋朝后来到王安石时期，进行变法改革，将科举考试的诸科废除，只保留了进士一科，考试内容上也废除了诗赋，改为经义，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学术。

    这种模式虽然短期之内有一定的积极效果，但长久下去也将科举的考试内容和取材目的狭隘僵化了，这也成为了后来明清科举只考八股文的一个形成源头。

    以上介绍了常科的考试科目和内容，再来说考试步骤。

    唐朝时期，主要分为两步，即解试和省试。

    解试主要由地方各州郡组织，于当年秋天开考。然后中央组织各地通过解试的人员到京城参加省试，由于冬天要进行考试准备和人员报到集中，因此省试一般于第二年的春天进行，故也得名“春闱”、“春试”。

    赵匡胤建立宋朝后，为进一步增强中央权利、一改五代时期军阀任命身边各级侍从和军官出任地方官员的现状，故而非常重视科举选才，意图达到以文人为官的目的。

    并且在唐朝解试、省试两步骤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殿试环节，即对在京城通过省试的考生，再进行集中考试，并以皇帝作为主考官。

    这一步一方面有助于皇帝遴选有用之才，更为关键的是皇帝通过殿试这一环节，将科举考试的最终通过裁定权收回到自己手中，凡是上榜考生皆为天子门生，进一步强化了皇帝管人才、皇帝管干部的根本原则。

    除了这些，赵匡胤还围绕防范科场舞弊进行了一些列的制度设计。并且在选拔通过时，延续了他一贯的宽容原则，赵匡胤曾开创了一项只在宋朝存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特殊制度—“特奏名”：

    即对那些屡次参加科举考试不中的人，经过上奏许可，赐予“特奏名”。

    此举可看做是一个安慰奖，被赐予“特奏名”者，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被选拔为低级别官员，且今后也会被局限在这个阶层难以上升。

    其他的大部分“特奏名”只能被授予一个虚衔或者是享受下次科举考试解试免考、直接参加省试的优待而已。

    尽管赵匡胤在位时期只搞过一次“特奏名”，并且明令此举今后当禁止。但这个制度随后便被宋朝各代皇帝陆续继承并定为常例。

    整个宋朝，“特奏名”群体数量颇为壮观，据统计约有5万人，而相比之下根正苗红、口碑过硬的正奏名群体总计数量也不过6万人而已。

    虽然无法成为官场的主流影响，但“特奏名”群体却在国家的基层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很多人中了“特奏名”后，便成为家乡附近享有一定威望的乡贤，也算是实现了一定的进阶。

    总而言之，赵匡胤建立宋朝后，高度重视并恢复改进了科举制度，体现出了较强的以文人治国的选人用人理念和倾向，这对刚刚结束五代乱世的宋朝来说，是有着非常的进步意义。

    下面我们终于可以介绍赵光义时期的科举情况了。

    赵光义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大扩招，对比来看：

    赵匡胤在位16年，共举办了15次科举，一共选取进士的总人数也不过188人，平均每年不到人，这一标准基本等同于五代时期。

    但到了赵光义时期，他对此现状是极为不满意的。

    赵光义刚继位后不久，就公开对朝中大臣说道：

    “肤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

    因此在977年春，赵光义亲自部署了他登基之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能有幸参加这次考试的学子们可谓中了大彩票。

    这一年在赵光义的刻意安排下，共选拔进士109人，单1年的数量就超过了太祖朝16年进士总数的一半。

    除此之外，赵光义还在诸科考试中选拔人才207人，赐予进士及第，同时打破了赵匡胤定下的不得再授予“特奏名”的规矩，赐“特奏名”者184人。

    这一年宋朝全国只有5300余人参加考试，获得进士的就有300余人，还有将近200人得到了“特奏名”，这样的规模远超先例和所有人的预期。

    这还不算完，赵光义除了扩大招生规模之外，还一并进行了以下改革：

    一是降低进士做官门槛。

    在此之前，并不是所有考上进士的就一定能做官，考上进士只是一个基本条件，而后吏部还要对这些进士进行铨叙（可看作是组织考察后定岗定级），这就意味着有些进士是存在铨叙不过关因而无法当官的。

    然而赵光义却不顾宰相反对，规定凡是考中进士的一律授予官职，考上进士就等于当了官，就是从赵光义这里开始的。

    二是大幅提高进士授官级别。

    此前就算是进士经过吏部铨叙，一开始也只能从基层的小官做起，然后一步一个脚印的逐次升迁。

    赵光义这次直接规定大幅提高首次授官级别，并且格外关注这些进士的后续成长进步，基本上干得好的就是两三年一个台阶，很快就能从初入职场的学生兵成长为中央大员。

    这批进士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吕蒙正，考中进士后直接被授予将作监丞、升州通判（南京市二把手），并且仅仅6年后就被提升为参知政事，5年后被提升为正宰相同平章事。

    也就是说考中进士仅11年后，他便从一个平头学子跻身宋朝官场第一等序列。

    三是给予进士高规格信任礼遇。

    这批进士在离京上任前，要集体和赵光义辞行。赵光义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公开赋予了他们监察奏事的特权，史载：“皇帝谕之曰：到治所，事有不便于民者，疾置以闻。”

    此外赵光义还特别担心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小年轻家底薄、生活窘迫，每人赏赐安家费20万。

    赵光义的这次科举改革，可以看做是其登基后最为重要的政治动作，通过大幅扩大录取人数、免考察直接做官、提高初次任职级别和列入重点培养后背干部等一些列举措，对全天下文人学子和官僚百姓产生了极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从短期效应来讲，这是赵光义为了寻求快速扩大自己班底（天子门生）、填补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干部岗位，从而替换太祖时期提拔的重要官员及出身藩镇势力的地方官员的主要手段。

    而从长期效应来讲，其意义更是深远。

    赵光义的这次科举改革可以看作是整个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重大转折，其中所采用的措施及方向，都被宋朝后来的历代皇帝进行了全盘继承、扩大和深入，由此带来了巨大的、深层次的社会变革。

    首先是确立了全新的官僚政治体制。

    大批量的录取进士带来的数量提升，使得先进的官僚政治体制能够彻底替代过时的门阀世袭制，真正意义上开启了寒门子弟通过读书实现阶层跃升的途径，这对社会进步是有正面意义的。

    整个宋朝时期，年平均录取进士数量由太祖时期不到12人，发展到太宗时期六七十人，从第四位皇帝仁宗开始增长到100人以上，到徽宗时期达到最高峰，年平均录取进士超过200人，数量的增长最终促成了官僚体制的质变。

    二是大幅提高了国民整体素质。

    自太宗朝开始，科举取士中榜的可能性增加了，通过科举做官的确定性和起点增加了，读书赶考再做官的待遇也大幅提高，于里子也好、于面子也好，参加科举都成为了一份吸引人的好前途。

    于是天下百姓读书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了，这就直接促进了全国各地的教育发展和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唐朝时期科举取士人数少、吸引力低，造成读书的人数很少。

    比如，著名文坛大家韩愈曾在广东潮州做刺史，结果在当地只有一个名叫赵德的读书人能跟刺史大人聊聊诗词歌赋。

    韩愈其实还是幸运的，他赶上了赵德活着在世。因为就是这个赵德，他是唐朝289年历史中整个潮州唯一一个中过进士的人。

    稍早一点或者稍晚一点，韩愈就在潮州遇不到一个水平高点的读书人。

    而到了宋朝时期，潮州以13万的人口基数，前去京城参加进士考试的人数一路飙升，从北宋时期的八九百人到南宋时期数千人，南宋晚期则达到巅峰上万人。

    这其中固然也有经济发展、北人南迁等因素的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赵光义开启的科举制度改革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

    三是推进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大发展。

    读书的人增多了，首先是促进了造纸业、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以印刷业为例，唐代的印刷作坊主营业务是佛经和日历，到了宋朝慢慢就变成了各式图书。

    此外，各类公办和民办的学校应运而生、数量不断增长，以校舍为主体的各类基建业务会推动建筑业的发展。

    再者，随着进京赶考的学生群体日益庞大，从地方到京城沿途的交通运输、餐饮住宿、文化娱乐等行业也随之发展壮大，商贸业的发展也会同时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

    无论赵光义的直接目的是什么，他推动的科举改革着实对推动社会进步带来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此举扩大了读书人的数量，提高了读书人的社会地位和话语权，也成为了宋朝实现“天子与士大夫共治”的重要助力和成因。

    但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所谓的科举改革造成重文轻武、武备松弛的论调，其实是不准确的，上述问题的成因不在于科举制度的本身，而在于操控科举制度的皇帝本人。

    这个问题源于赵光义，是他的指导思想和相应的配套制度措施，造成了宋朝后来重文轻武的病因，这一点我们会随着讲述赵光义几次丢人现眼的对外战争，再做具体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