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们讲赵匡胤的第三点功绩，或者说是他作为皇帝的一个非常显著的优点，就是实事求是。

    何为实事求是？简单地说，就是办理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高度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和精准性，断不能想当然的、简单的搞一刀切，国家越大、事情越复杂，越要注意这个问题。

    我们以太祖时期对北疆防御的部署问题为例来说明：

    就在赵匡胤推动强干弱枝政策，一而再、再而三的削弱内地其他节度使的各项权利之时，他却对北疆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

    赵匡胤先后任命李汉超屯关南（关南即与燕云地区接壤的瓦桥、益津、淤口三关及其以南），马仁瑀守瀛州（今河北河间），韩令坤镇常山（今河北石家庄），贺惟忠守易州（今河北易县），何继筠镇棣州（今山东滨州、惠民、阳信一带），形成针对契丹的防御线；

    同时以郭进守卫西山（今河北邢台、永年一带）、武守琪戍晋州（今山西临汾）、李谦溥守隰州（今山西临汾西北）、李继勋镇昭义（即昭义节度使辖区，包含泽、潞、邢、洺、磁等5州），以此形成针对北汉的防御线；

    命赵赞屯驻延州（今陕西延安）、姚内斌守庆州（今甘肃庆阳）、董遵诲屯环州（今甘肃庆阳环县）、王彦升守原州（今甘肃平凉西北一带）、冯继业镇守灵武（今甘肃灵武市），负责抵御西戎。

    以上这些将领及负责的防区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实际上赵匡胤却给予了这些边疆重将极大的自主权：

    财政上，允许其完全支配辖区的财政税收，可以自行组织边境贸易；

    人事方面，更是彻底放权，允许他们任免所属的各级军队和地方干部；

    军事方面，上述的这些边将可以不受编制限制，随意招募各式人才从军，一般规模的军事行动和部署也由其自行决定、临机应变，中央完全不干预。

    如此一来，除了没有铸币权，上述这些边将享受的待遇简直就与中晚唐以来节度使的巅峰时期不相上下。

    这种情况当然会引起许多所谓有识之士的担忧，因此不停地有朝臣以各种方式向赵匡胤劝谏要限制边将的权利，对于这些奏议，赵匡胤从来都是一句话表明态度：

    “你丫懂个屁！”

    非但如此，赵匡胤还对这些边将给予了超常的信任和重用，上述中的很多人在边疆任职，一守就是一二十年，如郭进镇西山20年、李汉超守关南17年、何继筠在数地先后任职20年等。

    本来就赋予了独立王国一般的权力，还不加保留的让其在岗位上超长时间待机，赵匡胤如此这般在旁人看来赌博式的做法带来的回报也异乎寻常，史载：

    由是边臣皆富于财，得以养士用间，洞见蕃夷情状，时有寇钞，亦能先知预备，设伏掩击，多致克捷。故终太祖世无西北之忧，诸叛以次削平，武功盖世。斯乃得壮士以守四方，推赤心置人腹中之所致也。

    在赵匡胤前后将近20年一心一意向南用兵，而宋朝精锐禁军不过10余万人、南征北战捉襟见肘的时候，北方防线能够稳如泰山，并非完全是老天爷赏运气、契丹不作为，而是这些边将们利用赵匡胤赋予的优越政策，创造出了更为丰硕的国家回报。

    他们身处一线，对敌情、我情和社情的掌握和资源的整合利用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契丹但凡是动起骚扰宋朝的心思，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到这些宋朝恐怖的边将而头皮发麻

    常理上来说，作为新生的残缺王朝，赵匡胤想要让宋朝摆脱如同五代一样的短命结局，必须要坚定不移的推进强干弱枝的政策，对以节度使为代表的藩镇势力必须进行彻底打压。

    可在赵匡胤轰轰烈烈威压限制内地节度使的时候，却反向的赋予边将更大的权力。

    这看似不讲整体、南辕北辙的做法，其实正是赵匡胤尊重实际、实事求是的完全体现。

    宋朝初期，在国力不足、且需要南攻北守的时候，赵匡胤唯有赋予边将政策来取得北疆的稳定，否则若在边疆推行同内地完全相同的政策的话，就需要国家付出巨大的资源来换取边疆的稳固，而这是以当时宋朝之实际国情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强干弱枝是必须坚持的长久国策，不容有变。但扩大边将权利换取边疆稳固，也是基于实际的必然选择。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贸然地搞一刀切，不同时段、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策略，最终取得最优解和最大利益，这是一个大国执政者必须要处理好的课题。

    上面我们通过介绍边将情况，解析了赵匡胤作为皇帝坚持实事求是，下面我们结合宋朝的“祖宗家法”进一步予以介绍。

    “祖宗家法”这个词并非是宋朝所独有，中国的封建王朝奉行以孝治国，因而对于坚持“祖宗之法”有一种极为顽强的执着。

    譬如明朝时期朱元璋定下的朱氏子孙不劳作而食俸禄，清朝时期开国几代君主定下的满人汉人共治、以满为贵等等。

    具体到宋朝时期，祖宗家法也是一个皇帝和大臣口中的绝对高频词汇，广义上讲，指的是由本朝已逝帝王创制、订立的制度、规矩和成例，其中成例部分多被称作“故事”。

    而狭义上说，则是具体指太祖、太宗创立的法度。

    由于宋朝一直没有完全实现大一统、对外战争貌似咋打咋怂、后来南宋更是偏安一隅，所以很多人将宋朝孱弱之原因归结于太祖、太宗时期的祖宗家法，其实这是不准确的。

    太祖赵匡胤时期，虽然定下了很多制度和规定，但这些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很多东西赵匡胤本身就是一直在灵活的进行调整适用的。

    但随着他的猝然离世，赵光义一方面为了彰显继位之合法，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个人能力不行、打输了几次关键战争，所以不得已将赵匡胤创立的很多制度简单粗暴的进行固化甚至是升级，并冠以“祖宗之法”的大帽子让后世无从辩驳，这其实是对赵匡胤的曲解，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

    先说募兵制。

    宋朝实行的兵役制度是募兵制，与之对应的是自西魏时期实行的府兵制。

    府兵制是由西魏实际开创者宇文泰创立的制度，简单地说就是把兵源固定为一批农民，也称之为兵户。这些人国家发放土地令其耕种谋生，农闲时期组织军事训练，遇有战事则从这些兵户中抽调兵员组成军队出征打仗。

    由于府兵有自己的经济基础，出征打仗时连武器和马匹都是自己筹措，所以国家不再专门划拨费用用于养兵、练兵，因此府兵制最大的优势就是对国家财政消耗较小。

    这一制度已经创立，就成为了一项大杀器，也是宇文一族能够最终从南北朝的战乱纷争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因此这一制度一直被后来的隋朝、唐朝加以继承，一直发展到天可汗唐太宗李世民时期进入顶峰。

    但府兵制度最大的弊端在于国家需要不断的有土地增量来圈养兵户，人口、土地矛盾较小的时候这个制度到还能实行的较为顺畅。

    可一旦随着社会稳定，人口集聚增长和土地兼并的飞速发展，国家手里就没有了足够的土地资源来维持府兵制，这就是中唐以后府兵制逐渐衰落的原因。

    进入五代以后，战争动荡、百姓流离失所，虽然人口在减少了，但国家直接掌握的土地资源却并没有增加，反而是随着战乱进一步加速了土地兼并，形成了流水的朝廷、铁打的地主这种局面，朝廷越打越小，地主越打越多。

    由于历代政权面临自内而外高强度的生死存亡威胁，所以没有一个任何政权能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去收回地主寡头手里的土地资源，因而也就无法再重新恢复府兵制，所以大家继续沿用中唐之后开始施行的募兵制。

    募兵制，顾名思义，就是国家花钱养职业军人，这些军人只管当兵吃粮、训练打仗，挣什么钱干什么活儿，权责义务简单明了。军人的业务素养高，国家层面执行这种制度也简单得多。

    到了赵匡胤时期，更是将募兵制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

    他除了根据正常需求定期招募军人之外，还在天灾水患等自然灾难来临之时，专门从难民中招募精壮者为军人，用募兵的办法救济灾害，同时也化解难民造反的潜在威胁，等于是将兵和民两个群体隔离开。

    赵匡胤对自己的这个发明颇为得意，曾说过：

    “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

    然而任何一种方法都具有利弊两面性，赵匡胤推行的募兵制尽管可以维系政权的稳定性，但久之也会带来冗兵的弊端。当招募士兵的速度大于退役的速度，就会对国家财政带来沉重的负担。

    赵匡胤本人在后期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就在他生命最后一年的那次西巡洛阳中，面对赵光义质疑迁都的决定，赵匡胤说出了欲借山川之险以去冗兵之患的理由，并且在赵光义说出“在德不在险”并从容退下后，喃喃自语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赵匡胤并非是在一成不变的坚持募兵制，他一直在结合不同的时期对此政策进行思考并试图调整，只不过没来得及实施。

    可是后世的宋朝皇帝们呢，却将“募兵制”作为太祖强调的祖宗家法予以固化，其实宋朝冗兵的这个锅着实不该扣在赵匡胤的头上。

    再说所谓的武将不得任枢密，即掌管军事的最高长官枢密使必须由文人担任。后来的宋朝大臣们便是以这条祖宗家法为由，生生坑死了少有的名将狄青。

    这还不算完，太祖之后的宋朝君臣们还继续将武将不得任枢密的所谓祖宗家法进行扩展，即大军出征要以文臣为最高统帅、以文制武。

    这个锅更是不能背在赵匡胤的身上。先说武将不得任枢密，那赵匡胤提拔曹彬做枢密使算是什么？至于文臣做统帅，赵匡胤时期的几次对外征战，慕容延钊、王全斌、潘美、曹彬等，哪个不是武将？

    宋朝从太宗赵光义开始的皇帝，自己没有战场之能，因而不放心武将掌权和领兵，却把借口安在了赵匡胤的身上，这合适吗？

    最后说说宋朝另外一个被广为诟病的祖宗家法，即武将临阵没有自主权，要按照皇帝授予的阵图摆兵布阵。有人说这也是老祖宗赵匡胤定下的规矩，这更荒谬了。

    赵匡胤确实干过这事儿，比如灭后蜀时，就赐予了东路军主帅刘光义阵图和规定的动作要领，使得其在到达白帝城的第一时间便一举突破后蜀重兵布防的天三峡天险。

    后来赵光义也有样学样的给李继隆他们整了一出，要不是关键时候李继隆抗命不遵，那几万精锐宋军就要白给契丹的虎狼之师了。

    赵匡胤是传授过阵图和策略不假，但那是建立在对敌情进行充分的侦察之后，他凭借着自己当时第一名将的才干才下达的作战计划。

    并且其他大多数的战争中，赵匡胤都是在交待总体的原则之后，从不对前线将领的军事指挥和谋划指手画脚的搞微操。

    这与后来的赵光义自以为是瞎指挥、打了败仗还不认账形成了鲜明对比。关于赵光义的这些甩锅行为我们后续都会具体展开来讲。

    此处我们围绕宋朝的“祖宗家法”讲了很多赵匡胤的具体实际，其目的一方面是对一些关于赵匡胤的偏见进行澄清，另一方面还是主要想阐述赵匡胤作为皇帝，灵活采用不同策略的实事求是态度和品质。

    实际上，实事求是作为赵匡胤当皇帝的第三点功绩，看似不如确保江山永固和统一华夏这些功绩来的硬气，但恰恰是他能做到如上两点的重要因素。

    还是那句话，找对路子、定下调调说难也难，但有时候也不难，而将政策和措施精准顺利的落实落地，尤其是那些具有重大改革性质的政策和措施，却极为考验当政者的综合素质和内层功力。

    这就是结束了五代纷争的宋朝之开国皇帝，太祖赵匡胤留给这个国家的最大财富，定下调调、趟开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