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严嵩干脆到了王守仁家过年。

    两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伯安之疑惑，可得到了解答？”严嵩心情复杂地问。

    王守仁沉默不语，过了许久之后才长长叹了一口气。

    比上一次仅仅只知道天、物、人三理之说的冲击更大。

    他一直认为自己的致良知之法就是治学、为人处世、治国安民的良法了，直到他看见这辩证的思维方法，还有那个矛盾分析的具体做事方法。

    这些天，王守仁陷入一种很难以言说的自我怀疑当中。

    当年格物致知致了个寂寞，当年在龙场悟道也悟了个寂寞吗？

    对理学中人来说，这实践学只不过是往唯物的方向继续往前再走了一大步。

    对心学宗师的王守仁来说，这是把他唯心方向的大道根基砸碎了。

    可是以王守仁的聪明才智，他暂时无法从这套学说中找到漏洞。

    以他这么多年丰富的经历，以他的学问功底，他真的找不到错处。

    太多的例证了。

    就好比人理层面的善恶、私欲、良知，灭人欲也好，致良知也好，一个人总是很复杂的、会改变的。

    有的人会一直变好，有的人会先变好再变坏，有的人甚至变来变去、你始终把握不准他内心真实的想法。

    这岂非深合了那辩证法中关于变化是永恒的这个论断？

    从这实践学和辩证法里，王守仁能看到自己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很多观点的痕迹。

    相比原先的理学，王守仁似乎曾经距离这一套新学问更近。

    那层窗户纸戳不破，是因为自己的根基走在心学的方向上，而非理学的方向吗？这是不是否定之后再否定，不要禁锢住自己思想的证明？

    “惟中，我有万念俱灰之感。”

    严嵩吓了一跳：“伯安！莫要吓我！以伱之才，应该是豁然贯通才是！”

    王守仁纠结地说了一句话，颇有一些怨气：“我回乡之前，陛下还叮嘱我多多讲学。我刚回乡，得知那天、物、人三理之后就无心讲学了。若不然，如今岂非左右为难？”

    他浑然不知因为他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后来又衍生出一支名为“实学”的学派，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此刻，王守仁确实心情很复杂：他有判断，这个实践学与辩证法比他的心学观点更严谨、更合理、更有指导作用，而从许多方面来看，他王守仁也许是曾经距离这个新学问最近的人。

    重归理学框架，不用被看做异端末学，而是登堂入室、将儒学抬入一个新的阶段。

    当然了，他肯定不可能走得这么远，因此他有些犹豫地问严嵩：“惟中，这变化恒在的常理，岂非也可对应到陛下君权之上？陛下何以……”

    严嵩只深深地看着王守仁。

    虽然曾有交情，但跟他严嵩聊起这么敏感的话题，只能说明王守仁把他看做挚友。

    严嵩心里感激，却有他自己的处世之道。他认真地说：“这岂非是陛下有大智慧之明证？皇朝更替，青史有载；权臣跋扈，君权不彰。名与实，陛下看得分明。伯安，你莫非忘了，陛下认为，变化有量之变与质之变？”

    王守仁愣了片刻，随后摇头：“惟中说的是。由此可见，陛下学问之周全。惟中，世间真有生而知之者乎？陛下年方……”

    他又住嘴了。

    严嵩立刻继续严肃地说道：“陛下是天子！这实践学虽重了万物之理，然天理在上！今上以藩王入继大统，弱冠之年便有了御书房、国策会议之决断！几番波折之下，杨阁老为新党党魁，更有如今实践学之学问，此正天理之子明证！”

    王守仁总觉得怪怪的。

    一方面，实践学更加强调万事万物乃至于人伦之间的一些事情不因人心而改变，天子的神圣性没有理学之中那么强了。

    可另一方面，因为提出了这些学问、已经做出这些功绩的是皇帝，他本人的神圣性仿佛又变得更强了。

    王守仁琢磨了片刻之后就说道：“世人只以为是杨阁老等人借题发挥，甚至于以新学问为陛下邀名。明年起，天下乱矣。这实践学在我看来虽不难，但天下多有不明其真义者，必群起而攻之。”

    严嵩拱手行礼：“正要借伯安之力。嵩是杨阁老门生，又是陛下拔擢之新进。伯安与杨阁老有心学、理学之隙，又蒙陛下延请登经筵、入御书房、参预国策。”

    “……我如何能助你？”

    严嵩侃侃而谈：“浙江市舶司裁撤，士绅富户无所适从。我欲令其割利缴赋，自当弥补其市舶之利短缺之忧。我已奏请于浙江设皇明记分号，朝廷尚无旨意。”

    王守仁心里琢磨着。

    这算不算新法已经蔓延到浙江？不算，只是在大明之内与皇明记经商而已。

    对浙江来说，来自市舶司那一点点微薄的抽税已经没有了。但对浙江士绅富户来说，市舶司被裁撤已经堪称要命的大事。

    现在严嵩奏请在浙江设皇明记分号，很明显就是要让浙江的许多货物通过皇明记从广东出去。

    不管如何，算是为浙江许多士绅富户对接一个新的商机。别人领不领情是一说，严嵩为浙江当地士绅富户考虑的姿态是做出来了。

    王守仁意外地看着他：“分而治之？”

    严嵩笑了笑：“如今我能做成这样，已经属实不易，不是吗？”

    王守仁感慨不已：“此亦陛下实践学、辩证法之明证。君臣上下一心，便有如此之威吗？”

    他说的是天下人真的是被牵着鼻子走，还得感激这表面上的帝党、旧党帮他们做了些事。

    严嵩同样很感慨：“上下一心，自然无往而不利。只是，将来总有图穷匕见的那天，终归会有一场难以逆料之波折。在那之前，你我唯有尽心尽力。今有陛下之实践学辩证法，伯安当心悦诚服了吧？你我若能共襄盛举、再造盛世，岂非不枉此生？”

    王守仁总觉得严嵩自从在江西隐居重新出山后变得更难以捉摸了，他也不能肯定严嵩这个时候的这番话有几分真、几分假。

    但对王守仁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依旧是不可动摇的信念。

    他也不清楚杨廷和现在的真实感觉如何，但王守仁确实认可，杨廷和挑了个了不起的皇帝。

    最重要的是，他太年轻了，未来还不知道能走到哪一步，会把大明改变成什么模样。

    想到这里，王守仁终于笑了笑：“惟中所言甚是！”

    是要多养好身体，那样便能多看几眼。

    ……

    紫禁城中，朱厚熜照常看了看锦衣卫及内厂按规定呈送宫中的奏报。

    天下士子对于这所谓实践学和辩证法的议论，没有出乎朱厚熜的预料之外。

    有完全接受不了的，也有百思不得其解的。

    但因为名义上是皇帝提出的学问观点，冒然出来狂喷的几乎没有——也许有，正在路上，但那必定是一些刚烈之人、做足了准备的。

    因为被裹挟到了新法之中，大多数人的矛头都对准了杨廷和。

    朱厚熜为党魁做了个悲伤的表情。

    也许是杨廷和上辈子作恶多端，所以这次遇到了他。

    当然了，朱厚熜会给他一种很特别的爽。

    在这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除了皇帝本人之外，其他人所能收获的最特别的爽，莫过于不论自己怎么瞎折腾，最后总能得到皇帝的保护与支持。

    只要他不违背皇帝的意愿。

    所以魏彬、王琼等人过去虽然不干净，但现在对皇帝的安排甘之如饴、感激在心。

    在他们心中，自己就是实打实的明君。

    这是一种掌控者选择权的爽快感，就好比朱厚熜现在每个晚上都有选择权一样。

    今天，他选择了去长安宫当中。

    刚刚半岁多的朱载垺正在牙牙学语，这让林清萍与蒋太后都很欣喜：这是聪慧的表现。

    孩子被抱去睡了，林清萍更加知足地依偎在他身边。

    以她的年龄，如果之前是因为皇帝对于“国本”问题的重视，那么现在有那么多选择，却依旧不忘旧情，愿意把她与那么多年轻貌美的妃嫔们一视同仁地看待甚至于更重视两三分，这是林清萍之前不敢奢望的。

    “你恐怕不太理解你帮了朕多少。”

    朱厚熜身边，只有这一份颇为知情达意又沉稳恭顺的大姐姐享受。

    如今，生育过的林清萍更显丰润。有了别样身份之后，她在宫中的待遇也不可同日而语。

    听到朱厚熜的话，林清萍有点疑惑地问：“臣妾……没做什么啊。”

    “心思全在孩子身上啊？”朱厚熜笑着搭住她的腰，有些怀念地说道，“忘了你和朕一起研究经义的日子了？”

    “……臣妾只是按陛下的要求寻章摘句而已。”

    朱厚熜微微抿嘴。

    看似很简单，但其实很累人。

    古人做学问为什么那么难？因为没有自己熟悉的搜索查询这种技术手段。自己的学问有多渊博，全靠藏书多少或者记住了多少。

    人家的引经据典，是真的从自己脑子里引经据典。

    朱厚熜一来占了有人无条件地服从自己命令的优势，二来占了有未来更科学的学问研究方法论的优势。

    最主要的是，他借了理学和心学的内容，把后世经受了检验的哲学思想融入其中。这过程里固然离不开林清萍的帮助，更加立于不败之地的还是那些思想的严谨性和先进性本身。

    哲学归根结底就是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本身的学问。要论这两个主题，身处局中的这个时代的杰出天才们，总归受到许多束缚。

    做皇帝还有一个好处：他只管提出来，却不用再亲自下场去辩了。

    有了变法的这个大事件，杨廷和这些新党自然会搜肠刮肚地下场去辩论。

    如果他们一时之间辩不过，还有国策会议上的“群策群力”。

    经过了近三年时间，朱厚熜认为自己初步实现了阶段的目标。

    于是现在的心情是享受的。

    享受着贤妃因为宠爱不减而焕发着的逢迎情意，享受着大势在握的安心感，享受着自己正一点一滴改变这个时代的成就感。

    直到费宏上疏来弹劾杨廷和有不臣之心，直到王守仁通过密匣第一回奏请学问之外的事情：他为浙江士绅发声，说市舶司裁撤牵连甚广，附议严嵩所奏在浙江设皇明记分号之请，让浙江士绅富户能不断经商之利。

    直到午门之外的登闻鼓下，在正月十五大朝会之前发现了一具尸体，那尸体怀中藏了一封奏疏。

    明初，太祖置登闻鼓于午门外，由监察御史一人监之，“非大冤及机密重情，不得击，击即引奏。“

    后移至长安右门外，由六科给事中与锦衣卫轮流值班，接纳击鼓申诉上奏者。

    《大明会典》有载:“凡按察司官、断理不公不法等事、果有冤枉者、许赴巡按监察御史处声冤。“

    洪武二十三年发布诏令，允许一应冤抑等事，击登闻鼓陈告，朝庭钦差监察御史出巡追问。但若击鼓申诉不实者，杖一百，事重者从重论。同时规定，户婚、斗殴相争等案件不可击鼓，否则严惩。

    但这次不是普通的击登闻鼓诉冤，而是尸谏。

    自古死谏，有老死之后以尸相谏的，譬如春秋时卫国大夫史酋。有抱着必死之心之言的，比如此时还没出现的备棺死谏的海瑞。

    真正的尸谏，历史上明文有载的仅仅只一次。

    发生在洪武二十八年。

    青文胜，字质夫，夔州人。仕为龙阳典史。龙阳濒洞庭，岁罹水患，逋赋数十万，敲扑死者相踵。文胜慨然诣阙上疏，为民请命。再上，皆不报。叹曰：“何面目归见父老!”复具疏，击登闻鼓以进，遂自缢于鼓下。

    现在，历史上第二次真正的尸谏发生了，还是在大明朝。

    正月十五的望日朝会，还处在节庆欢喜中的嘉靖三年，在一开始就蒙上了阴影。

    新党全体脸色沉重，望着已经呈递到皇帝面前的那封从死者怀中找出的奏疏。

    嘉靖二年广东广州府新会县新科进士李翔。

    在他刚刚高中进士，人生正开始腾飞的第一年里，他选择了自绝于登闻鼓下，留下一封奏疏。

    许多人还并不知道那封奏疏里写了什么，但不管写了什么，这必定将是写入青史的一件事。

    上一次尸谏的，只是个吏员。这一次，是一个进士。

    因为李翔出身广东，因为广东新法和年前才刚刚问世的新学问，因为青史明文有载的真实尸谏只发生在了大明朝，没有一个人敢乐观揣测随后的变化。

    他们忐忑的眼神都看往了御座，看着今年虚岁十八的皇帝。

    他亲手杀过广东举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