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天刚亮，李延庆来到了县衙，这是在地方为官的好处之一，每天不用那么早出门，可以在家中从容吃过早饭后再出门。

    广场上，新任捕头和副捕头张豹、张鹰正在教十几名捕快练拳，打得虎虎生威，旁边还跪着几名捕快，估计是没有按时到来被罚了。

    李延庆没有打扰他们，直接向县衙走去，县衙刚刚才开门，两名衙役正手执竹扫帚清扫台阶。

    衙役和捕快的职能不同，衙役主要负责催租收租，或者做各种杂事，而捕快就是维护治安，调解纠纷，抓捕盗贼，但像黑心龙王那种聚众数百人的江贼就不是捕快的事情了，而是乡兵的责任，捕快只是负责抓孤身单行的江洋大盗。

    两名衙役见县令到来，连忙一起施礼，“参见县君！”

    “杨县丞和周县尉来了吗？”

    “杨县丞刚到，周县尉恐怕还早。”

    李延庆一怔，“为什么？”

    周县尉一般快到中午才会出现，他那个人比较．．．．”

    衙役们不敢说下去了，李延庆笑道：“比较好酒是吧！”

    “正是这样，以前的汪县令也不管他，几年下来他也养成习惯了。”

    李延庆暗暗点头，估计前任县令也和自己一样，用心腹担任都头和捕快，将周县尉架空了，这个周县尉年纪偏大，又不是科班出身，前途没有什么盼头，整天便喝酒打发时间，等着退仕。

    虽有点值得同情，但李延庆并不想改变现状，有的县令并不在意武权，但他却很看重。

    走进县衙，便看见县丞杨菊在指挥衙役们搬运着一只只箱子，李延庆走上前笑问道：“这是在做什么？”

    杨菊连忙向李延庆行一礼，笑道：“我昨天晚上才想起，在县令官房内有不少汪县令的东西，所以我一早赶来让衙役们将它们搬去别处。”

    李延庆见足有二十几只大箱子，不由好奇地问道：“箱子里是什么？”

    “应该是一些石头，这是汪县令的爱好，他暂时放在我们这里，回头会派人拿走。”

    杨菊又笑问道：“县君对嘉鱼县感觉如何？”

    “挺安静的一个小县城，民风淳朴，物价便宜，另外，这里的酒不错！”

    杨菊顿时笑道：“一定是温家酒店买的酒，他们店是本县唯一可以酿酒的店铺，酿的酒确实很好，在鄂州都很有名。”

    停一下，杨菊又苦笑道：“不过乡下很多人家都私下酿酒，不查这里民风淳朴，一查就要出人命了，没办法，只要不做得过份，官府也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李延庆也不奇怪，山高皇帝远，朝廷很难与民争利，汤阴县何尝不是如此，所以有句话叫做‘朝廷管州县，乡绅管里村’，乡以下就是乡绅的世界了。

    这时李延庆又想起一事，问道：“昨天我听周县尉说起江贼之事，不知杨县丞了解多少？”

    杨菊沉吟一下道：“江贼一直是长江之患，几百年来从未断绝，县君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县丞请说！”

    “原因有三个，一是地域范围广阔，江贼危害所致大多穿州跨府，要么大家一起出钱出力剿匪，要么大家都不管；其次就是剿匪是个费钱费力之事，一次剿匪钱粮民力耗费巨大，但往往却劳而无功，朝廷也不想做种亏本生意；但更重要一个原因便是江贼危害只限于水面，对朝廷社稷没有影响，甚至对官府也没有影响，朝廷和地方官府没有剿灭他们的危机感，这些水贼就像野草一样，烧掉后又长出来，几百年来剿不胜剿，大家也不太关心了。”

    “可我听周县尉说，似乎曾经围剿过江贼，为此还先后损失了两名捕头。”

    杨菊摇了摇头，“最近一次***贼还是十年前的事情了，两名捕头确实死在黑心龙王之手，却和剿匪无关，本来剿匪就不需要捕快出头，是乡兵的事情，那一次应该说是意外，他们在洞庭湖遇到黑心龙王，正副两名捕头都死在黑心龙王刀下。”

    “嘉鱼县的捕快去洞庭湖做什么？”李延庆不解地问道。

    “这件事说来话长，回头我再详细告诉县君。”

    李延庆见他语焉不详，似乎有什么事隐瞒着自己，便不再多问，淡淡笑道：“这样说起来，我这次乘船来上任岂不是很危险？”

    “倒没有什么危险，他们有规矩，不会碰官船，你的船上插有官旗，他们一般就不会去招惹，否则触怒朝廷，他们的日子就难过了。”

    “那商船会不会冒充官船避祸？”

    “一般不会，那样做会得不偿失，一是瞒不过江贼的毒眼，其次冒充官船可是要坐牢的，没有几个船夫愿意冒这种风险。”

    两人边说边走，很快便走进了大堂，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了轰隆隆的敲鼓声，李延庆一怔，杨菊笑道：“看来有人怕县君闲得无事，便来给县君找事了。”

    “这是．．．．．有人告状吗？”

    “正是！”

    这时，刚才在门口扫地的两名衙役跑了进来，“那个贺老六又来告状了，还带来一名讼师！”

    杨菊眉头一皱，“他们不是答应自己协商解决吗？怎么又来了。”

    “贺老六是什么人？”李延庆不解地问道。

    “是本县一家子钱铺的东主，他去年借出一笔钱，结果事主年初死了，只剩下孤儿寡母，当时事主好像用借来的钱买了一间铺子，贺老六就想把这铺子收回去，但事主遗孀不肯，所以一直在打这个官司，本来双方答应自己协商解决，但不知今天怎么告状了，估计是因为县君上任的缘故。”

    李延庆点点头，他正式上任的第一天就有人告状了，他倒也有了几分兴趣，李延庆随即坐上大堂，又让人去找莫俊，莫俊可是经验丰富的老幕僚，能给自己出一点主意。

    他随即坐在‘明镜高悬’的牌匾之下，重重一拍惊堂木，“开堂！”

    几名捕快一声高喝，“开堂——”

    ........

    宋朝百姓极好打官司，动不动就击鼓告状，鸡毛蒜皮的小纠纷也要上公堂见分晓，为此出现很多以帮忙打官司为业的人，叫做讼师，也就是今天的律师，大宋还有专门的讼师学校，专门培养精通法律的专业讼师。

    也正是因为宋人好打官司，所以使县令的大部分精力都耗费在应对民间各种官司上，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鸡毛蒜皮的纠纷小案都由法曹押录负责调解，调解失败，一定要对簿公堂，才会由县令来审案，这无形中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县令的负担。

    而且一些重大案件还可以上诉到更上一级的提刑司那里，提刑司就相当于检察院，专门复核所属州府的各种重要大案，防止出现冤狱的情况。

    当然，鸡毛蒜皮的民事纠纷案件提刑司是不管的，他们一般只监察重大的刑事案件。

    和明清两代不同的是，宋朝县官审案十分亲民，一般不需要下跪，两边也没有虎视眈眈的衙役手执水火棍喊着威武。

    而且也并不是立告就会立审，县衙门口立着两块牌子，一面叫‘词讼牌’，另一面叫做‘屈牌’，下面各有一口箱子，若非紧急的民事诉讼，原告可在词讼牌下投状，调解失败后再由县衙择日开庭；如果是紧急事项需要告状，则到‘屈牌’下投状。

    至于闻登鼓只有在非工作时间且有紧急事项时才允许敲鼓，住在后宅的县令听到鼓声后就会前来开堂审案，今天是因为时间早，两块牌子都还没有来得及拿出去，所以原告便敲鼓告状了。

    李延庆坐在大堂正中，有捕快出来把原告领到西廊下静候，上来的是讼师，他负责递状纸，阐述案情，有需要时才会叫原告上堂询问，来上任的路上，莫俊已经把这些基本的审案规则告诉了李延庆，当然各种法律条款当初考发解试时也背过，即使忘记了，旁边也会有法曹押录提醒。

    这时莫俊匆匆赶来，站在李延庆身旁，讼师快步走上前，躬身行一礼，“学生张明参见县君！”

    “可有什么急案，非要敲闻登鼓？”李延庆语气中颇有些不满，明明没有什么着急的案子，却要敲鼓催促。

    张明连忙解释道：“学生不敢戏弄县君，只是县君有所不知，乡人喜图早利，讲究开门见红利，今天是县君第一次审案，大家都急于瞻仰县君的风采。”

    李延庆看了看下面，外廊已经站了十几名赶来听审的闲人，其实也不是闲人，几乎都是讼师，都想通过这件案子了解新任县君的审案风格。

    李延庆却不买他的帐，冷冷道：“小事大办，缓事急办，轻重不分，且以‘不敬之举’记你一过，罚原告钱五百。”

    讼师也有约束，一年只有三次记过机会，连续三次记过当年就不能接案子了，这件案子明明不急，应该是放在词讼牌下，等择日开堂审理，他们偏偏要敲闻登鼓告状，这就是讼师不专业了，所以要吃罚，不仅讼师被罚，原告也要罚钱五百文，以示警告。

    讼师张明没想到新县令这么严厉，一点都不好糊弄，他吓得低下头不敢吭声。

    李延庆这才道：“把讼状递上来！”

    张明躬身呈上讼状，一名捕快将讼状转给李延庆，李延庆翻了翻道：“这桩案子的大致情况我已了解了，但我听说你们已同意与被告协商解决，为何又要来告状？”

    “启禀县君，有两个缘故，一个是双方协商失败，都不肯让步，另一个是我们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可以证明对方就是用借贷的钱买的土地，所以我们决定上堂申诉。”

    李延庆点点头，“你先下去等候吧！待我把被告找来，然后再继续审这桩案子。”

    讼师也到西廊去等候了，李延庆随即令两名捕快道：“你们去把被告找来，且告诉她，如果她不肯来，恐怕判决对她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