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六年七月十八日，大明京师应天府新城，大宗伯沈复专程拜见皇帝朱靖垣。

    在皇帝办公室里面见了礼，沈复递上了一份自己写的奏疏：

    “陛下，臣以为应该修一份罗马和泰西诸国史了。”

    朱靖垣听了这句话就是一愣，主要是没有意识到修史这件事情。

    然后就打开奏疏看了一下，沈复在上面写了修撰罗马和泰西诸国史的意义。

    首先说明，罗马和泰西诸国不同于大理和日本。

    其领土面积广阔，国家成分复杂，目前剩余的人口数量众多。

    关键是有了相对较高的文明特征，有一大批能够管理社会且拥有编撰文献能力的遗民。

    这些人短时间内不会全部消失。

    他们会留下很多记录，甚至可能会出现民间版本的泰西通史。

    如果大明朝廷不修史，等同于将罗马和泰西历史的解释权，放给了这些泰西诸国遗民们。

    他们修撰的历史的态度未必会符合大明的政治立场。

    与其这样，不如大明朝廷官方修撰一份罗马和泰西诸国史，可以尽可能的简略，但是可以表明朝廷立场。

    以后，礼部在文化宣传方面，能够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参照。

    艺文部审查文艺作品时也能有一个标准。

    大明朝廷理所当然的目标，是将天下生活的其他族群，有选择的纳入大明的天朝体系。

    焚书、平坟、拆庙有助于推动这个过程，可以尽可能斩断其根源。

    同时，给其他族群修史同样有助于推动这个过程，盖棺定论可以安抚现存的其他族群遗民的情绪。

    承认对方过去存在过的事实，同时营造融入进来是大势所趋的共识。

    随着其他族群移民的事实上逐步消亡，在后世逐步消减其他族群过去存在的事实的叙事。

    奏疏不长，内容非常的简洁，表达的观点也非常的明确。

    修史是朝廷的责任也是权利。

    泰西遗民太多了，文明程度显然是比较高的，不能算是纯粹的蛮夷。

    所以大明在这个方面，也就没办法和对大理和日本那样，迅速的把有能力留下记录的人处理干净。

    多少都会留下一些文明的残渣和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应该主动出面掌握解释权，将这些残余痕迹倒向对朝廷有利的一面。

    将有其他倾向性的观念消除，让社会普遍认知只剩下官方口径。

    然后官方不再提及这些事情。

    这些知识不会在任何实际的环境有实际的需求。

    最后让世界上除了最为偏门的爱好者，没有人再去了解这些事情。

    朱靖垣看着奏疏的内容，心中再次回想起了前世的各种观点，某个网络键政流派中曾经流传过一句话：

    “历史给皇罗的代号是拜占庭。”

    最初提出这句话的人，其内心的意思具体有多少，外人无从得知。

    但是却可以对位体验到很多的情绪。

    东罗马后期选择了希腊化，抛弃了罗马这种整个文明圈绝对主导者的概念，成为一个与其他周边国家并列的名叫罗马的独立国家。

    所以最后连罗马这个名字都保不住，在灭亡之后被外人称之为拜占庭国。

    拜占庭是君士坦丁堡所在的那片地方最初的希腊名字。

    有点类似于后世的不被承认的政权，通常会用所在地称呼其为“某某当局”的感觉。

    积极一点的有：苟安于君士坦丁堡，不能还于旧都罗马城的东罗马，不配被称之为罗马。

    消极一点的有：抛弃了罗马文明，那你也就不再是罗马了，只能用首都所在的地方的名字称呼。

    现实一点的有：自己的传承断绝了之后，自己死了之后，自己的历史就只能由别人来定义了。

    同类的情况还有历史给季汉的名字是蜀国……

    在朱靖垣看来，正是为了不让“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成为事实，不让日本人来给天朝下定义。

    留下那个故意用外语音译回来的侮辱性代称。

    刘福通、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他们代代相传着兴复华夏中国的理想。

    才能有“山河焉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

    现在到了自己给罗马和泰西诸国下定义的时候了。

    沈复说的有道理，这个定义还是要下的。

    否则就算是泰西移民不下，大明自己这边有闲的读书人也可能会去下。

    朱靖垣最终提笔批准了奏疏的提请。

    同时开始现场跟沈复讨论，确定大明在这份历史中的态度。

    首先当然是以神州为中心叙事，大明则是天下同时期唯一的正统天朝。

    然后是对罗马的定义：

    “有相对成熟文明体系的海外族群。”

    大明认可罗马是有“文明”的，但他们还不是特别的文明，明显不如神州那么的文明。

    对于罗马的名字，既然已经事实上了解了，那就没有必要继续强称大秦了。

    对于已经彻底死亡的对手，多少可以给予一些最基本的尊重了。

    而且罗马死绝了，泰西蛮族要负主要责任，罗马自己作死和不争气负次要责任。

    但是与神州历代王朝以及现在的大明都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罗马道统彻底断绝的时候，大明这边是景泰四年，还是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老农民。

    所以现在直接称其为“罗马”，其国人称之为“罗马人”。

    不称“国”而直接以罗马称之，意为认可其在泰西大陆上具有近似的天下共主地位。

    毕竟大汉的时候，给对方下了很不错的评语：

    “有类中国，诸国仰之如周京，居然大一统之势。”

    但是，对于罗马的奥古斯都、凯撒、英白拉多、巴西琉斯这些称谓，绝对不能直接翻译成皇帝或者副皇帝。

    罗马的奥古斯、凯撒都等头衔，跟神州的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性质，地位也有很大差异。

    首先，两者几乎是以截然相反的思路创造出来的。

    屋大维作为所谓的罗马帝国的第一任皇帝，其官方身份和职务仍然是第一公民和执政官。

    罗马直到最后灭亡都没有自己管自己叫“帝国”。

    从国号上看罗马始终都是共和国。

    respublicaRomana。

    因为在王政时代某些不好的记忆，关键是共和国的立国基础的原因。

    罗马的实际最高统治者都刻意规避君主的称呼。

    凯撒表示我是凯撒，我不是君主。

    屋大维表示我不是要当君主，我绝对没有想要当君主的意思！

    只是元老院给我上了一个神圣的尊号叫奥古斯都，象征着我是共和国的宗教领袖。

    我还要带着军队讨伐蛮族，所以我是罗马的军事统帅，英白拉多。

    我还是凯撒家族的政治领袖，所以我继承凯撒之名。

    总而言之，就是把一堆权力对应的头衔，加到自己的身上，实施实际的君主统治。

    但是却又不以君主称呼，更加不能用万王之王之类的称呼。

    所以奥古斯都、凯撒、英白拉多等头衔，只是实际的君主身份的替代品和解构的结果。

    甚至可以以此怀疑，泰西贵族整一大串头衔的习惯，就是罗马人造的孽。

    神州的皇帝就非常简单了，就是“是万王之王和众神之王”。

    万王之王是它统治了所有的王，众神之王是因为三皇五帝本来都是神仙，现在也被始皇帝给盖过去了。

    所以神州的皇帝总结式的，我是所有君主的君主，是天下共主。

    所有的权力和荣耀都纳入一个尊号之下，这个尊号是我自己绝对专有且具有排他性的。

    一个体系内绝对不允许有第二个人有相同和相似身份。

    罗马的统领是解析列举式的，因为我有这样一个职务，所以我能够拥有对应的权力，以及对应的身份。

    我拥有所有的最高职务，所以我是你们的最高领袖。

    我的这些职务和头衔，也可以拿出一部分交给别人，因为本来就不是一个身份，而是一堆放在一起的头衔。

    基督教时代以前，罗马的大统领与神州的皇帝，实际职权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类似。

    但是基督教时代之后，双方的差距就再次拉大了。

    罗马的那些最高领袖，最适合的称呼应该就是“大统领”、“小统领”、“副统领”、“统帅”。

    这契合他们的实际地位，也贴近他们的头衔本意，罗马大统领的基础就是军事统帅。

    “副皇帝”让大明人无法接受，副统领就容易接受的多了。

    他们的全称也直接采用“罗马大统领”、“罗马人的大统领”等格式。

    罗马的所有历史，总体上作为一套专门的史书。

    从传说时代开始记录，直到东罗马灭国。

    内容上可以分成上中下三段，分别以共和国结束，西罗马灭亡为界限。

    朱靖垣在内容叙事上的态度是：尽可能公正真实。

    因为大明还没成年，这个传统的罗马就已经亡了，双方基本没有任何利益牵扯。

    接下来是泰西诸国的定义：

    “曾经被罗马征服并教化过的蛮夷。”

    他们之于罗马就相当于神州周边满意之于中原王朝。

    各个族群分别称为：斯拉夫人、日耳曼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等等。

    在这样的叙事背景下，泰西诸国和他们的族群首脑们，也就不能再将其称之为国王了。

    国王在大明是亲王级别的称号，是周代的天子称号，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不能给蛮夷用。

    国王下面的那些贵族头衔，也不能对应神州的公、侯、伯、子、男的爵位。

    以往翻译为国王的，以后统称为大酋长。

    以往翻译为公爵和大公爵的人，以后统称为酋长。

    侯爵为大头领，伯爵为头领，子爵为头人，男爵为战士，骑士为勇士。

    大酋长和酋长的儿子和继承人们可以统称为小酋长。

    大头领和头领的儿子和继承人统称小头领。

    公爵-酋长要么是大酋长的近亲，要么是被拉拢和安抚的半独立领主，用酋长称呼是非常合适的。

    侯爵-大头领通常是大酋长手下的高级官员，或者是拱卫大酋长直辖领地的边疆领主，是大酋长的亲信下属。

    伯爵-头领是大酋长、酋长、头领们身边的中层官员，或者是类似州府官员的中间层领主。

    子爵-头人通常是大酋长、酋长、头领们身边的贴身侍从和低级官员。

    男爵-战士们是头领身边的低级官员，或者是类似于县令的最基层的封建领主。

    骑士-勇士们是各级领主们身边的精英战士。

    神圣罗马帝国为僭越，改称日耳曼联合酋长国，相应的首脑同样称之为大酋长。

    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帝国同理。

    露西亚帝国同样为僭越，此后改称罗刹国，首脑同样称大酋长。

    汉诺威家族是日耳曼汉诺威酋长，继承了不列颠大酋长之位。

    朱迪钰作为皇子受封之后开始称为“大明英国国王”。

    总体上的叙事方式和思路，是站在大明和文明世界的角度上，叙述这些蛮族国家以往的历史。

    酋长们那些事情本身就已经够混乱的了，没有必要再去专门加什么猛料。

    不过要注意撇清他们与罗马之间的关系。

    站在大明的角度上，记叙他们被罗马征服，然后反叛罗马，摧毁罗马，自诩为罗马的整个过程。

    在讨论的过程中，沈复在一些细节上询问过朱靖垣。

    比如要不要参考以前的历史书，给罗马和泰西诸国安一个特殊的祖先，给归拢到华夏传统体系中来。

    朱靖垣直接拒绝了这个做法。

    然后就特别要求，不要和传统官修史书那样，描述各种无法验证的传说性质的事情。

    就算是真的有传说，也直接列明为传说，无法求证且一笔带过。

    正文直接从有迹可循的地方开始记录。

    不要去追求简洁度和文学性了，当然也不需要继续使用传统得文言文。

    文言文是一种行文风格，是从春秋战国时代传承下来的，专门用来写文章的一种行文方式。

    古代人平时说话也不用文言文。

    这次修史也直接用“平实”、“详尽”、“严肃化”的白话文记叙。

    也不需要太过冗长。

    官修史书本来就是一本书，不是专门的历史研究材料。

    朱靖垣和沈复讨论罗马和泰西诸国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讨论奥斯曼的情况。

    进而进一步牵扯到波斯、大食、天竺方面的情况。

    讨论波斯、大食、天竺、奥斯曼的时候，以及讨论露西亚的时候，也不可避免要提到蒙古帝国。

    相对于罗马和泰西诸国，蒙古与大明的关系更加的密切。

    神州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可以说是从诞生之初开始，就一直与中原文明如影随形。

    蒙古帝国正是这个草原文明的巅峰。

    这让朱靖垣忽然意识到，现在可以正儿八经的修一个蒙古史了。

    大明早期修撰的元史，可以说是历代官修史书中最为粗略的，基本上是直接辑录了元史材料就成书了。

    当时北元皇帝还在草原上呢。

    关键是元朝所属的蒙古族群，涉及到的地域范围过于广阔。

    以大明初年的情况和能力，根本没有办法弄清楚元朝所属的这个体系有多么的庞大。

    正常修一朝史书，正常要把开国皇帝的祖宗弄明白。

    最起码从有爵位的那一代开始讲，也就是所谓的肇始立基的祖宗。

    可成吉思汗这个祖宗太厉害了。

    修铁木真到忽必烈这一家的历史，差不多相当于修当时的世界历史了。

    当时的明朝人显然弄不明白蒙古帝国涉及到的范围有多大，甚至于北元自己可能同样搞不清楚。

    反正也弄不清楚，那就凑合一下得了。

    大明朝廷修撰这本史书的目的，就是宣告元朝的灭亡这件事情。

    不管本身成色如何，最终修出来就行了。

    到了现在，大明已经掌控了所有蒙古人到过的地方，也掌握了详实的实际资料。

    已经可以站在更加广阔和全面的视角上修一份蒙古史了。

    或者可以说是一份草原帝国史。

    而且这份历史比什么罗马和泰西诸国历史重要多了。

    曾经的大明人是大明人，现在的蒙古人也是大明人，这是大明人自己的历史。

    这是神州大地的历史，是神州文明的另一半。

    朱靖垣和沈复讨论了许久，最后决定要将蒙古史作为未来的重点任务。

    不过这套史书的名字不适合用蒙古国史，因为朱靖垣和沈复都觉得应该列入其他的草原政权。

    最终决定参考《泰西诸国史》这个名称的模式，以地域名称加上当地情况统称命名为《蒙古草原诸部史》。

    埃及、波斯、大食、天竺、奥斯曼这片区域的历史，也根据区域和文化统称为《天方诸国史》。

    蒙古草原诸部的部落、贵族、官员名称采用古制，天方诸国按照传统使用音译，如苏丹、埃米尔等。

    每一部史书内部，按照国家或者部族分篇，每一个国家有一份半独立的史书。

    这样三份地域和族群总结式的史书，加上罗马专有的《东西罗马史》，总共修撰四套大型史书。

    这不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王朝的总结，而是对一个区域的多个族群，对存在过的很多群人的盖棺定论的通史。

    加上神州自己的历史，就是整个旧世界的文明史了。

    不过这四套史书在性质是有截然不同两种的。

    蒙古草原诸部落史，是站在修自己家历史的立场上，尽可能的找原始档案作为参考。

    也就是要力求展现最真实的历史。

    至于另外三套史书，那就是站在旁观者的俯视角度看热闹了。

    不需要太过在意原始档案，不需要太过在意最原始的真相如何，关键在于大明人对他们的印象如何。

    历代王朝的人，现代的大明人，对他们的观念是怎样的，那就按照这个观念去写。

    我感觉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什么样的人。

    或者说，我需要你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在基本的方向上的讨论的最后，朱靖垣还要最后再确认一件事情，这次修史的规模具体要搞多大。

    修史这件事情，看工程规模和消耗的时间的话，上限和下限之间的距离堪称巨大。

    《元史》修了一年，《明史》修了九十年。

    《隋书》只有十一万字，《新唐书》三百七十万字，《宋史》八百一十四万字。

    现代搞的清史字数可能要超过三千五百万。

    朱靖垣考虑了一会儿，最终把这个问题的一半交给了沈复。

    让沈复回去组织人手，编撰四套史书的基本框架，评估大概得成书字数和费用。

    如果任意一套史书字数不超过一千万字，那就直接开工修撰这一套。

    当然，修史的大纲仍然要交给朱靖垣看，朱靖垣也会给出任何可能的意见。

    如果任意一部预计可能要超过一千万，那就先做一个更详细的方案，说明为什么需要那么多。

    面向相关部门走一个专门的说明和申请流程。

    这是一个工程统筹的问题。

    沈复也直接应下了，然后告退回去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