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而不往非礼也。

    高句丽人曾经厚颜无耻地，用假投降赢得多次战略优势，要想让他们知道言而有信，有所必为，有所不为的大国尊严，就必须给他们一点颜色。

    李世民被白岩城戏弄以后，曾经大为光火，为了以儆效尤，李世民下了一个特别的命令：“得（白岩）城，当悉以人物赏战士。”

    这是巨大的激励，城破之日，可以光明正大地抢钱抢粮抢女人。

    君无戏言，将士打仗，在战场之上拼命，既是为了建功立业，光宗耀祖，同时，也要养家糊口而已。

    现在白岩城主孙代音旧事重提，再次准备以城投降。

    他诚恳地向李世民请求说：“（上次）奴愿降，城中有不从者。”，并且约定临阵抛弃武器，放弃抵抗。

    投降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随着战争的深入，李世民已经有一种泥足深陷的感觉。

    高句丽这个国家和民族，能屹立几百年不倒，并且成为东北亚的霸主，并非浪得虚名。

    自己和整个李唐王朝，小瞧了这个对手。

    要想真正征服高句丽，还需要全面改变进攻的策略和作战方式，更需要机遇，也需要时间。

    在战场血与火的第一线，李世民准确把握了大唐和高句丽战争的本质和发展方向。

    反馈到现实的战场，既然暂时不能全胜，那就必须妥协。

    毫无疑问，招降为上。

    李世民毕竟是优秀的政治家，他并不是嗜杀之人，于是，他同意了白岩城主的再次投降。

    李世民告诫孙代音的心腹说：“必降者，宜建之城上。”

    于是，孙代音临阵倒戈，白岩城不战而下。

    李世绩有不同的意见。

    他率领着数十个甲士，来到李世民的面前表达了抗议，“士卒所以争冒矢石，不顾其死者，贪虏获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战士之心。”

    李世民自知理亏，如果皇帝言而无信，传播开来，这军队就不好带，仗也难打了。

    但他展示了大唐皇帝的灵活性和包容力。

    李世民当机立断，赶快下马，对着李世绩诚恳地说：“将军所言是也。然纵兵杀人，而虏其妻孥，朕所不忍。将军麾下有功者，朕以库物赏之，庶因将军赎此一城。”

    于是，皆大欢喜。

    在受降仪式上，李世民展示了中原王朝有教无类的大度和包容，对于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赏赐财物，让其安度晚年。

    而对于附近城池之中，过来相助白岩城守城的士兵，李世民也展示了仁君之风，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愿，或走或留，甚至于给他们盘缠让他们上路。

    但有一支军队的处理，却与众不同。

    他们是加尸城的七百戍卒，奉盖苏文的命令守盖牟城，但按照惯例，他们的妻子儿女被盖苏文留作人质。

    他们有感于李世民的仁义之风，请求随军报效唐朝。

    李世民表示了明确的拒绝，他设身处地说：“汝家皆在加尸（城），汝为我战，莫离支（盖苏文）必杀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吾不忍也。”

    最终，李世民赐给他们衣食，让他们回归加尸城。

    但这种仁义大度的君子行为，可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在中国有效，却并不一定适合在高句丽的作战。

    因为他们已经被盖苏文深度捆绑，城在人在，城亡人亡。

    所以，很多被放回的战士转眼又成为另一个山城的生力干将，但唐军远来征伐，后勤粮食供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不可能供养这么多俘虏，同时，也没有足够的场地和人手去就地关押这些俘虏。

    也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

    兵凶战危，不可不慎。

    招降白岩城之后，下一步何去何从，成为一个问题。

    因为唐军在辽东半岛南部的建安城，遭遇了开战以来的首次障碍。

    李世民在白岩城似乎已以用尽了运气，自此之后，唐军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

    建安城，辽东半岛南端的重要临海山城，自辽东战役开始，李世民早就高屋建瓴，想尽快将其占领，以打通辽东半岛的南北交通线。

    打硬仗，就需要强悍的将领。

    李世民特地派了长时间经略北方，威名素著的营州都督张俭，趁着高句丽声东击西，绕开辽水的防线，出现在高句丽阵线之后，那段宝贵的混乱时期，直插建安城下。

    这种战略构思，非常完美，但现实非常残酷。

    贞观十九年，四月，张俭就已经达到建安城下，但直到七月份，依然没有尺寸之功。

    李世民只得调整策略，让海军程名振从沙卑城登陆，以取得辽东半岛南端的据点，但相比建安城，这只是一个次一级的方案。

    李世民的首要目标，依然是拿下建安城，打通南北交通线。

    为此，他再一次调整布置，命令水军大总管张亮亲自率军，增援张俭。

    七月，张亮和张俭开始合兵于建安城下。

    但两军合兵，也依然领略了三个月时间，张俭都无法攻下建安城的无奈。

    在一次椎采之中，建安城中的守军，看准空隙，竟然在多日多重围困之下，主动出击，偷袭唐军。

    这意味着唐军几个月的围城之战，事实上彻底失败。

    事发突然，全军无备，竟然被高句丽人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唐军乱成一团，眼看会吃一个大败仗。

    张亮本人也被突然出现的高句丽军队吓坏了，他完全不知道如何应对，只能呆呆地坐在胡床之上，不言不语，呆呆地直视高句丽的进攻。

    但士兵们并不知道张亮是被吓破了胆，反倒认为主帅有胆气，临危不乱，视高句丽如无物。

    唐军的士气开始恢复，阵脚坚持没有溃散。

    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唐军展示出极强的军事素养，张金树等人就地组织反击。

    稳住阵脚的唐军，在正面战场之上，显示出惊人的统治力，高句丽人不是对手，只得败退回城。

    但建安城却依然牢不可破，巍然矗立，城里城外，两难进取。

    现在到了李世民该做选择的时候了。

    是就近攻取安市，还是跳过安市，先取建安，以打通南北交通要道，建立水陆两条进攻和撤退路线，立于不败之地？

    李世民想先南取建安，就可牢牢掌握操之于手，主动的战略空间，或许在某个时刻，李世民心中涌出了从海上撤军的计划。

    但李世绩表示了明确的反对，他老成持重地说：“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军粮皆在辽东，今逾安市而攻建安，若贼断吾粮道，将若之何？”

    李世民尊重李世绩的意见，他敞开心扉对李世绩说：“以公为将，安得不用公策。”

    但他似乎心中有所不甘，最后反复叮嘱李世绩说：“勿误吾事。”

    计议已定，先取安市。

    这是整个辽东战役，规模最大，耗时最长，也最艰苦的攻城战。

    李世民将在安市城尝到他这辈子，在战场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挫折。

    安市之战，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驻跸山之战。

    驻跸山原名六山，因为李世民在山顶坐镇指挥此一阶段的作战，而在战后被改名。

    这名字改得很富有玄机。

    随行的敬播，是贞观元年的进士科状元，被房玄龄认为有良史之才，敬重他是“陈寿之流也。”

    并且，敬播实在是读书人的骄傲，他在唐初做了一个极为清望的官职，叫太子司议郎。

    敬播的这个职位，甚至让早已经身居宰相之位的马周欣羡不已，无限怅惘地说：“所恨资品妄高，不获历居此职。”

    显然，敬播是名望和实力双丰收的高资历人士，他当时在李世民征辽的军中，听到李世民将六山改为驻跸山时，发出了一通感慨。

    “圣人者，与天地合德，山名驻跸，此盖以銮舆不复更东矣。”

    敬播看透了李世民的内心，早就做出了安市城将是李世民此次东征的终点，也察觉出李世民在驻跸山之战后，已有撤军的想法。

    事实正如敬播所言。

    因为李世民发现，随着战事的深入，高句丽的战士似乎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强悍了。

    这仗还能再打吗？

    这种疑惑是巨大的心魔，让李世民坚定的信念起了动摇，此次东征，是否还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东征的唐军，还能否全军而返？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李世民一生，自小就在战场驰骋，一生从未言败。

    即使在最艰难困苦的环境之中，他也从未丧失过勇气和自信，但在安市城一战中，他少有地表露出担心甚至恐惧。

    这源于双方过于不对等的兵力，以及李世民悬军深入，后继无援。

    不管是明面上，还是暗地里的实力对比，情势似乎对李世民非常不利。

    安市城对于高句丽而言，已是平壤之前，最重要的一座城池了。

    安市的军队，达到了惊人的十万之数。

    更重要的是，安市是一块硬骨头，有着悠久的对抗历史和传统，即使盖世豪强，强猛彪悍如盖苏文，也曾经在安市吃了大亏，只能让安市成为半自治的城市。

    李世民本人对此也深有认识。

    他曾经对李世绩不无担心地说：“安市城险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离支（盖苏文）之乱，城守不服，莫离支因而与之。”

    这是一座连盖苏文都望而生畏的城池。

    强敌当前，前嫌已弃。

    盖苏文选择和李世民在安市决战，他下了大本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