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众所知，武帝初沿袭唐末五代之制，节度使拥有极大的权力。大周武帝“陈桥兵变”代恭帝而立以后，面临的是如何巩固皇权与国家统一的问题，一步步削夺节度使得兵权伴随其中，边防统兵与军事决策权也随着节度使权力的变化逐步革新。

    大周武帝一方面笼络旧藩镇，同时又寻找时机罢除其节镇之兵权；另一方面又任用资历尚浅的亲信将领，这批新兴功臣虽被加为节度使，但已逐步向虚职转化，并采取措施对其权力加以制约，其中大多数都有边防统兵的经历。

    在武帝立朝与统一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新兴功臣，其中一部分生前虽未被授予节度使，但却以钤辖、都监、缘边巡检等军职在边防承担着统兵的重任。

    一、平定叛乱，保障皇权稳固

    武帝朝初立，肃清难以笼络，且具有离心叛乱倾向的旧藩镇是当务之急。显德七年三月，昭义节度使、兼中书令太原李筠叛变，“北汉主知筠有异志，潜以蜡书诱筠”，而李筠于显德七年三月癸未又主动向北汉“纳款求援”，“请北汉主举军南下，己为前导”。周宣宗命石守信等讨伐李筠，皇极即位时年五月丁巳，下诏亲征，六月即平定李筠叛乱。

    李重进“自以柴氏近亲，恐不得全”，“终无归顺之志”，于是“治城隍缮兵甲”，又企图与南唐勾结谋反。大周武帝“遣石守信、王审琦、李处耘、宋偓四将率禁兵讨重进”，随后亲征，一举剿灭了李重进及其党羽。

    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即安定了军心、民心，肃清了旧藩镇反叛势力，保障了皇权的稳固，又避免了其与北汉、南唐勾结产生更严重的威胁与后果，且与边防统兵体制的革新节奏紧密相连。

    二、收回边防统兵权。

    大周武帝登基之始，“镇安节度使、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武安韩令坤领兵巡北边”，被派遣驻守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是手握重兵的慕容延钊，为保障缘边形势的安定，大周武帝给予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天平节度使、同平章事”，“加（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昭化节度使、同中书门下二品”，“各以便宜从事，两人皆听命”，韩令坤与慕容延钊两人最终都位及“使相”。

    皇极元年长春节，慕容延钊入朝，大周武帝“赐宅一区。表解军职，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此时大周武帝在中央基本完成了“受禅”以后的人事安排与调整工作，面临最为棘手的问题即是处理地方手握重兵的节度使，尤其是一批前朝遗留的旧藩镇势力。

    慕容延钊被收取了其边防统兵权力，废除殿前都点检，此后不授，将其实任节钺改为兼领兵马都部署，其山南东道节度使显然已为荣誉虚职，仅带兵马都部署时方有统兵之权。

    慕容延钊与大周武帝“友善”，武帝“每遣使劳问，犹以兄呼之”，实际上此时虽然对其兵权采取诸多限制，但在皇极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仍然受到重用。如皇极三年，令慕容延钊南征荆湖，“为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荆、湘既平，加检校太尉”，不久病逝。

    皇极初另一位守边名将韩令坤之节度使边防统兵权也于皇极元年被收回，“改成德军节度，充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即由原先实任节度使改为兼领，保留其节钺之荣誉虚职，北面缘边兵马都部署成为其正任边防统兵官。

    符彦卿“勇略有谋，善用兵”，武帝临朝之初，武帝有重用符彦卿的打算，被魏仁浦阻止。此后符彦卿不得重用，而其本人也无心效忠太祖，“镇大名余十年，政委牙校刘思遇”，刘思遇贪赃枉法，符彦卿“不之觉”，于是武帝将其“遣归徐州”，加以防范，并夺其节钺。

    契丹耶律德光之母评价说：“留此人中原，何失策之甚。”符彦卿在大周时，威名远播契丹，立有赫赫战功。入武帝朝以后受到疏远与冷落，无疾而终，反映出大周武帝对旧藩镇势力的压制与防范。

    三、具有军事实权的节度使成为荣誉虚职。

    张永德与大周武帝有特殊的关系，史载“武帝受命之兆，以故永德潜意拱向。武帝将聘孝明皇后也，永德出缗钱金帛数千以助之，故尽武帝朝而恩渥不替”。

    入武帝朝以后，张永德加兼侍中授武胜军节度使，武帝即位为帝后入朝，武帝曾向其征求意见，张永德提出了缓攻太原的计策，“俄归本镇”。因其与武帝的亲密关系，张永德仍为实任节度使，长期在边防统兵并拥有较大的军事决策权力，应为少数案例。